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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乾隆《盛京赋》的写作与传播(解之赋话之十)  

2016-06-06 22:36: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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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赋与制度的关系非常密切,古代帝王的推崇往往决定了赋创作的繁盛,如汉武帝好赋并有《李夫人赋》的写作与汉赋“一代之胜”崛起的关联,唐太宗亲撰《小山》《小池》赋引出一批文臣的应诏和作,而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因康熙帝敕大学士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并御制《序》文盛赞赋功,致使有清如翰苑考赋风炽,乾隆帝更是亲撰《盛京赋》,洋洋数千言,为千古帝王创作散体大赋唯一人,于是文臣学士心摹手追,连篇累牍,赋势大振,而且当朝就译传海外,流韵至今。2016年外研社与沈阳出版社召开发布会,向世人宣告246年前法国巴黎出版的法文版《盛京赋》(包括注释等)转译回国,即法汉对照本《御制盛京赋译著》正式出版发行(龙云主译,2015年版)。盛京,即奉天,今沈阳,为清王朝满族统治者“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然因该赋作者身份特殊,所以赋写盛京,却非限一隅,亦非写“陪都”而已,实具“帝国赋”的书写价值,并以“文化品牌”得以“宣威海外”,成为十八世纪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文本与契机。

据《清史稿·高宗本纪》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冬十月庚戌朔,上御大政殿……御制《盛京赋》。”这年九月“乙未,上奉皇太后谒永陵。丙申,行大飨礼”;“辛丑,谒福陵。壬寅,行大飨礼。谒昭陵。癸卯,行大飨礼。上奉皇太后驻跸盛京。朝鲜国王李吟遣陪臣至盛京贡方物”;“乙巳,上诣文庙释奠。幸讲武台大阅”。这是乾隆登基后第一次东巡,在拜谒永陵、福陵、昭陵等一系列以祭祖为中心的礼仪活动后,“奉皇太后驻跸盛京”而作此赋。据清人柏葰《陪都景物略赋序》称:“昔人《三都》《两京》之赋,铺张扬厉,宣上德而抒下情,抑亦雅、颂之亚也。我国家龙兴东土,沈阳尤为根本重地。伏读圣制《盛京赋》,古奥排宕,典则宏深,诚非颛愚之所能窥测。”(《薜箖吟馆钞存》卷上)可知该赋以前人京都赋为摹写样本,却因“祭祖”主题而兼取礼仪赋的写作方法。

从创作结构分析,乾隆的《盛京赋》是典型的大赋创作,由“序文”“赋文”与“颂诗”三大部分组成,而赋文中首段从“岁大渊献”到“爰赋其略”又属于赋的“内序”。读该赋序文(以下赋文引自《皇清文颖》卷首十八《盛京赋》),其创作宗旨大体可见。序文首节,先标“三心”,即“父母之心”、“祖宗之心”与“天下之心”,并以为“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这既与其赋以祭祖为主旨相合,也阐明了君主宗法制的“传统”意义。次节以孔子“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引出“我国家肇兴盛京邠岐之地”及“皇祖(康熙)六十一年之间三谒丹陵,用展孝敬;皇考(雍正)在位,百度维新,日不暇给……未举是典”的回顾,强调庙祭礼典的重要性,以明“予小子缵承丕业,惧德弗嗣……敬奉神器”的行为及意义。末节叙写本事“爰以乾隆癸亥秋恭奉皇太后发轫京师,届我陪都”,并引汉人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物以赋显,事以颂宣”语说明作赋之内涵与价值。

读赋的正文,除了前述“内序”一段,其首起之语乃“粤我清初肇长白山”,极含深意。考古代帝宗之山岳崇拜,远之“昆仑”,乃诸神之所集;后则“泰岱”,为汉帝封禅祭天之所,复有“尊孔”的文化内涵。而满清起于关外,视东北长白山为祖山神灵,龙兴之地,故康熙十六曾颁旨“宜加封号,永著祀典”。康熙自为《望祀长白山》诗有句云“名山钟灵秀,二水发真源”,所谓“二水”,指的是松花江与鸭绿江;“千秋佳兆启,一代典仪尊”,因一代之“尊”,方著“祀典”。而乾隆也有《望祭长白山作》《驻跸吉林望叩长白山》诗作,如前首有云“五岳真形空紫府,万年天作佑皇清”,此与赋之首赞“长白”,相得益彰。而清初吴兆骞因罪流放宁古塔,作《长白山赋》,序谓“我国家肇基震域”(震域指东方)、“昭应皇舆,合祥帝室”,赋文赞颂“猗兹山之峻极,眇群岳而独尊”,虽不乏谪臣谄媚而侥幸之心态,然其所述应合史实则不诬。而由长白山兴起,全赋构文的主线是写满族起源、崛兴以及祖宗开辟、成功,复阐盛祭祀之典的勋绩,然因驻跸盛京,并以为题,所以赋中对盛京建制、地舆、物态(自然景观)、气象(人文景观)的描绘,占有大量篇幅。如叙盛京之建立:

    天命十年,相险宅中,谓沈阳为王气所聚,乃建盛京。……于是乎左挟朝鲜,右据山海,北屏白山,南带辽水。……东尽使犬之部,朔连牧羊之鄙。启我漠惠之厚,扩我俄朵之址。高燥埤湿,原田每每,走大野而拱太室者万有余里。

据史载,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汗,号大金(后金),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号大清,1621年迁都辽阳,1625年迁都沈阳,改称盛京,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帅兵入关,定都燕京(北京),以盛京为陪都。乾隆此赋,正是这段历史的文学性描述,如谓“我世祖(顺治)因人心之归清,顺天意之厌明,扫驱除之闰位,统子弟之精兵,无亡矢遗镞之费,而膺图正位乎燕京”,并谓盛京虽“陪都实惟帝乡”。作者为宣扬帝嫡之正,抹去多尔衮的贡献,然涂写历史,潜符默契。当然,由盛京到燕京,记载了清人建国之历程,然其中满族之发展,诚为内在之线索。赋文自述“帝女天姝朱果是吞,爰生圣子,帝用锡以姓曰觉罗,而徽其称曰爱新”后,复写“八旗”之成立云:

        吉君臣之一德,而扩我闼于八荒。正号纪元,以受天庆,于是定两翼之位,列八旗之方。黄白红蓝,有正有镶。法其象于河鼓,则其数于羲经,神其变于三五,握其奇于九宫。

于是再写“八旗”子弟之战功:

        若夫人自为战,王者无敌。角崖则百墉失凭,旌挥则三边定檄。义不返顾,勇不重壁。是以敉四海而莫撄,亘千古而鲜匹。……爰狩中原,我戎是修。

武备战功,是其入主中原的保证,所以耀武扬威,津津乐道,也是乾隆赋中不可或缺的。当然,沿袭前人都城赋创作惯例,该赋在书写物态(山水动植物等颇有区域特色)、宫室、田猎、朝贡之后,又以历代兴亡为训,恤民耕作为念,以彰扬“有道”的德治传统。如赋中写田猎“古者蒐苗狝狩之礼,所为昭讵,其害三时之土谷,夺百姓之膏腴,蹂桑柘之地,广虞猎之郊,如《子虚》《上林》之所嘲也哉”,即借汉赋之讽入己赋,而警醒其行,从作者身份的转换(由文臣变帝王),观其语象的呈示,则不乏新义。

    如果说乾隆这篇赋有什么文学价值,或难以为说,但考其写赋目的,则有两点意义值得申述:第一,彰显帝国气象。如赋末颂诗首几句:“于铄盛京,维沈之阳。大山广川,作观万方。虎踞龙盘,紫县浩穰。爰浚周池,爰筑长墉,法天则地,阳耀阴藏。”其所述绝非盛京一地,或如宋人程大昌评司马相如赋写“上林”是“该四海言之”(《演繁露》卷十一)。我们不妨对读《清史稿·地理志》记述清王朝经圣祖、世宗拓疆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向,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的一段文字,足见乾隆写赋的襟怀与意旨。第二,树立皇清圣统。对此,略举一例,即乾隆在赋序中写“肇兴盛京”则紧系“桥山在焉”语,考“桥山”指陕西“黄帝陵”,又赋末颂诗复谓“缅仰鼎湖”,又取黄帝鼎湖乘龙升天的典故,远宗黄陵,近祀列祖,用心所在自明。我们再看乾隆八年癸亥冬十月(即作赋时)谕王公宗室有云:“满洲、蒙古、汉人皆有一定之礼,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清实录》卷二百二)由此可见,乾隆一面强调继承祖宗法制的重要,一面又提及对汉文学习堪比通儒,其用赋体这一汉人论证圣统合法性的文学样式,来强调祖宗盛德,《盛京赋》调和效法祖宗旧制与借鉴汉人礼仪之矛盾的重要功用,耐人寻味。

《盛京赋》完成后,即由内府武英殿刻印,有满、汉版本(傅恒等编刻本),而且于“乾隆戊辰(十三年)春,特旨开《盛京赋》篆字馆”(周亮工《印人传》卷四),以三十二体篆书印制,至于抄录、刻印、影印诸本亦多。而兹赋对当朝赋体创作的影响,诚如嘉庆十年进士徐松为其业师英和《卜魁城赋》作跋所云: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制《盛京赋》,流天苞以阐地符,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太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独黑龙江界在东北边,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杂诗及竹枝之作,而研都炼京,天则留待我树琴夫子发摅文章,为封疆增色。

除了徐氏所述赋篇,尚有如全祖望《皇舆图赋》、朱筠《圣谟广运平定准噶尔赋》及徐松所撰《新疆赋》,文守元《四塞纪略赋》、王必昌《台湾赋》等,为“封疆增色”并涂饰皇清盛世的赋作,昌明一时。上“好”下“甚”之规律在赋域的体现,这可算一个典型案例。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盛京赋》的传播及影响更是令人惊讶。法国耶稣会钱德明(Jean-Joseph-Amiot,1718-1793)神父1750年来华,居北京长达42年之久,其中一大学术贡献就是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并详加注释,推介到欧洲,后经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经的审校(并作序),于1770年(乾隆35年)由巴黎提亚尔(N.M.Tillard)出版社刊行面世。尽管其译文的准确性在当时及传播过程中褒贬不一,然其译介此赋的文化意义,却因反响巨大而卓绝非凡。崇拜中国文化的法国作家伏尔泰以此为主题发表《致中国皇帝书》高歌“请接受我的敬意,可爱的中国之王”,狄德罗评述《盛京赋》“包含着一种父爱的精神,令人感动和着迷”(详见钱林森《中国古典诗歌在18世纪法国的传播与影响》,《第一届中国古典文学高端论坛》,南京,2015)。可以说,《盛京赋》在欧洲掀起的“中国风”,已逸出“赋域”,具有了更为广远的文化内涵。

2016年5月13日,美国汉学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康达维(David Knechtges)博士受邀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作“欧美赋学研究史”演讲,他所提到的第一位欧洲赋学翻译家是费之迈(August Pfizmaier),其将屈赋之《离骚》译为德文,并于1852年出版。而比较钱德明译《盛京赋》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迟了近一个世纪。于是课后提问,我说出这样的想法,是否因钱译《盛京赋》(属于其时的“当代文学”)在欧洲的流传以及其极为现实的功用(中欧关系),才引起了其后欧美学者(19、20世纪)对中国古老赋学的关注?康教授笑着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

    为什么《盛京赋》在当时就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答案很简单,因为作者是中国的皇帝。而由《盛京赋》引发的赋创作的繁盛,从某一侧面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化繁荣,往往是文化专制的结果,在文化专制(如文字狱)的同时,恰是根据统治者需要而进行宏大文化工程建设的“盛世”。清代康乾时期的文化人如此,那些猎取中土文献的外邦眼光又何尝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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