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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行人与赋(解之赋话之九)  

2016-06-03 12:14: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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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古代之诗,虽不别标赋体,然凡作诗者,皆谓之赋诗,诵诗者亦谓之赋诗。”其说虽称春秋时行人交接邻国“赋诗言志”,非述赋体,然谓“六艺之一”、“古诗之流”,又与赋之渊源有关联。故而从溯源意义上讲,汤炳正、赵逵夫两位先生曾分别撰写《“左徒”与“登徒”》、《左徒·征尹·行人·辞赋》文章,以考述战国楚臣屈原作为行人好为赋的原由,这也印证了前人“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刘师培)、“纵横者,赋之本”(章太炎)的说法。缘此,我曾写《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于学理探讨赋的起源,对行人之赋的写作特征与鉴赏趣味,却罕言及。其实,历史上行人写赋为一普遍现象,这既与赋之源起相关,更能彰显赋体的风采与意义,而行人赋创作本身又曾为赋坛呈示一道亮丽的景观。

考查行人与赋,大体可分为春秋时邦国间行人“赋诗言志”与后世“行人写赋”两类,而行人写赋又因国家版图与意识的变化,又分为分裂期的外交用赋与统一期的外交用赋,前者最典型的是南北朝时期国别间行人作赋,后者如明朝时董越出使朝鲜而撰《朝鲜赋》、湛若水出使安南而撰《交南赋》。尽管溯赋史源头,或称述屈原曾为行人之职而尚辞令始作赋,然屈赋之作本身与“行人”之“行”没什么关系,所以以外交使臣之“行”而为赋,当始于南北朝。如历史上极重“赋才”的魏收出使途中所作《聘游赋》,堪称一篇行人赋。

据史载,魏收与温子升、邢劭并称“北地三才子”,他曾语人“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可见其对写赋的自诩程度。而在他的赋作中,除有《南狩赋》、《皇居新殿台赋》及《怀离赋》等寄托美刺讽诵抒怀之意,享名甚著者就是他由此魏出使南朝梁国途中所写的《聘游赋》。《北史·魏收传》记述其事:“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风流文辩,收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异。……在途作《聘游赋》,辞甚美盛。”该赋以一“聘”字而与其他“游观”类赋区分,标明为行人交聘之作。遗憾的是这篇赋作亡佚,仅有史臣所言“辞甚美盛”四字可供意会。因此,在赋史堪称典型的行人赋作,当数明朝董越的《朝鲜赋》与湛若水的《交南赋》。

明朝交聘,使臣对赋的重视是互为的。如《明史·文苑传》记述当朝的“江南才子”桑悦“在京师,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以为耻,遂赋之”。如果说汉代文士的“两都”赋作写的是西安与洛阳,虽中有朝贡礼仪,然与行人无直接关联,那么桑悦此赋则描绘当朝“两都”(北京与南京),且写作动因在外国使臣“市赋”,显然与行人关系密切。如桑赋述“北都”,开篇谓“闻北之为都,宿属于箕,地名幽州,神尧之圣域,召公之贤丘”(《北都赋》),以张其地势,以明其圣统;述“南都”有谓“细论藩屏,则天设雄堑,表以钟山,裼以长江。……挟以石头,秦望之蔓丽;带以后湖,元武之汪洋”(《南都赋》),又以虎踞龙盘之势张扬金陵气象,眩于使臣,彰显国威。与之不同,董越于明孝宗弘治元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同刑给事中王敞使朝鲜,因述所见闻以作此赋”(《四库全书总目》),故其《朝鲜赋》乃出使期间所作,既属史臣之记录,又属文士之宣扬。对此创制,董越于赋《序》中自述:“予使朝鲜,经行其地者浃月有奇,凡山川、风俗、人情、物态,日有得于周览咨询者,遇夜辄以片楮记之,纳诸巾笥……意盖主于直言敷事,诚不自觉其辞之繁且芜也。”如此长篇巨制,搜材必丰,曹虹先生有专论考述该赋之正文及自注资料来源,分“有参考图书资料者”、“有直书亲见目睹者”、“有询问当地知情者”,并谓朝鲜李荇等增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在“国都”条下全录董赋(《董越〈朝鲜赋〉的创作成就——兼谈古代外交与辞赋的关系》,引见《中国辞赋源流综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价值可见。

行人赋作,以纪实为功,所以观《朝鲜赋》中描写,彰显于“形势”与“物态”两端。如述形势,首在赋的开篇有关地理胜迹的描绘:

    睠彼东国,朝家外藩,西限鸭江,东接桑暾,天池殆其南户,靺鞨为其北门。八道星分,京畿独尊,翼以忠清、庆尚、黄海、江原,义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罗物最富繁。其袤也,道里二千,延则加倍;视古也,国封二三,今则独存。盖惟不蹈前人之覆辙,所以独蒙昭代之深恩也。

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董赋所述形势仍不出古代天子的朝贡体系,要在物贡与德化。如谓“川浴同男,邮役皆孀,始则甚骇于传闻,今则乃知已更张。岂亦以圣化之所沾濡,犹如汉广之不可方也”,传闻与亲见,其间移风易俗,是典型的德化思想。然贡物必重物态,所以赋中有关描写尤多:

        禽多雉、鸠、雀、鷃,兽多麋、鹿、麞、麅,错则昆布、海衣、蛎房、车螯,鱼则锦纹、饴项、重唇、八稍。鲤鲫随川,泽皆可以摷;鹳雀在庭,院多见有巢。似蛤决明,味独甘于海错;如拳紫蕨,美独胜于山肴。至若异产川陆,分馥兰皋,则有笔管酸浆,紫芹白蒿。水蓼之芽,当归之苗,松肤之饵,山参之餻,皆可为俎,皆可荐醪。果则……皮则……花则……草多……树多……其种类不同,而为用亦各有适也。

至如山珍、海贝,遍寻罗列,以明异域之珍奇,物态之广博。当然,行人赋在珍重异国自然与社会的同时,时刻不忘宣示上国的天威。如湛若水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奉召出使安南,所谓“奉命往封安南国王”(《交南赋序》),故作赋时更多地展示主国对藩国施恩化德的心态。如赋中叙写交南旧事云:

        维彼交之蕞尔兮,北五管而越南;裔际尉陀之七郡兮,汉九郡而同置;凭都卢于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际。南迤逦兮占不劳,西联属兮滇溟之尾派。诸葛之渡泸兮,州炎汉之经始;李唐承乎厥后兮,恢都护之府治。……马援立铜柱之磷磷兮,厌欃枪乎南天。

追述交南历史,不忘彰显马援平南“立铜柱”与诸葛亮七渡泸水“擒孟获”的功绩,所以观其作赋主旨,仍是传统朝贡之武力统疆、礼德御宇的思想。

以明人董越与湛若水两赋为例,其写作手法基本传承汉晋时期的京都赋与述行赋。行人赋与述行赋同一“行”,所以赋家的笔下景随步移,皆以观象以叙事。所不同者,述行赋是域内游观,且多数为流迁之行,故睹物思归,颇抒离乡之愁绪;行人赋内涵出使任务,具有宣威海外的思想,其在域外游观,却更多猎奇的性质。然无论域内行,还是域外行,行必有“归”,或归乡,或归国,其中归心最为重要,如果说述行赋的归心更多地体现于乡愁,那么行人赋的归心则强化了政治的实用意义,董越作赋述行要在回国后“备于咨询”,诚为明证。于是行人赋在某种意义上又与京都赋相应契。因为京都赋述天子之所居,必含朝贡内容,而行人赋乃朝贡行为实施之记录,搜访外邦之物态、风情、民俗、制度,也是为了彰显“上国”气象而达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诠赋》语)之目的。

既然行人赋与京都赋有相类似的描写,不由地使人联想到班固《两都赋序》之“古诗之流”说,联想到李善注班赋引《公羊传》语“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如何以“众大之辞”张大“古诗之流”,或于方法亦有考量,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博物之名,诗赋相通,但若从兴、观、群、怨看行人赋类同京都赋,恐怕“众大之辞”,只重在一“观”字。

一曰“观物”,诚如魏裔介《删后诗序》所言:“学士大夫,登高作赋,遇物能名,其足供輶轩之采者正不乏耳。”而行人赋观物之传统,正缘自京都赋的朝贡描写。如班固《两都赋》写外邦贡物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史书即有诸多载录。如《汉书·西域传》:“武帝始遣使至安息……以大鸟卵及黎靬眩人献于汉”、“(大)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西京杂记》卷二:“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玟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除了武、宣盛世朝贡频繁,后世传承,也络绎不绝,如《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汉书》“条支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驼鸟),其卵如瓮。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献师子、大鸟,世谓之‘安息雀’”,即东汉外邦贡物实录,亦与班(固)、张(衡)京都大赋中的描写相吻合。清代四库馆臣谓董越《朝鲜赋》“所言与《明史·朝鲜传》合”,可见其观物记事,也是实录。这种传统始终存在于有关朝贡与物的赋写中,如唐人王起《朔方献千里马赋》、宋人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以及清人纳兰性德的《自鸣钟赋》与李光地的《眼镜赋》,或叙其事,或状其物,观物之盛,亦于中可见。

    二曰“观德”,或可谓“观物”为赋体之描写征象,“观德”则为其创作旨归,这在京都赋与行人赋中尤为突出。张衡《二京赋》有关“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的描绘,是外邦观德之效。再看董越《朝鲜赋》书写的“农劝稼穑,技习工巧,官多效古,俸则给田”、“国有八十之老,则男女皆锡燕以覃其恩;子有三年之丧,虽奴仆亦许行以成其孝”、“乡饮严扬觯之文秩,笾豆以戒其喧闹”等,皆属明礼而观德,歌颂的仍是“以华变夷”的中土盛德。由此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享宾”以“观德”的制度,如《左传·定公十年》录孔子语“夫享,所以昭德也”,又《左传·成公十二年》载“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而其时邦国间“享宾”以及“赋诗言志”,除了“问君之富”(观物),更重要的是观礼与观德,刘师培说的“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也应有这层含义。

    十八世纪的清乾隆朝,法国传教士钱德明来华,读到乾隆帝省亲祭祖时所写的《盛京赋》,如获至宝,将其译介到法兰西,这也可算外国“行人”与“中国赋”的一则佳话。而钱译《盛京赋》作为“当代文学”在欧洲的传播,以及继后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学者对中国古老辞赋的翻译与研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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