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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宗梧賦論及其學術史意義  

2016-11-24 22:00: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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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宗梧賦論及其學術史意義

許  結

 

一、緒  論

 

簡宗梧先生是臺灣當代著名的中國古典學術研究專家,且是中國以“賦學”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觀其主要研究領域涉及小學、經學與文學,其中尤以《左傳》學與辭賦學為重鎮,如果說他以小學為基礎的經學研究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則其以小學為基礎的賦學研究卻以更為卓著的成就及特色,成為當今辭賦研究的高標。我嘗以為,賦作為一種文體,與詩不同,具有宏大書寫與窮物極相的特徵,故借用古人評論賦體的話語來概述辭賦創作的三重境界:“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南朝劉勰語),胸襟開闊,氣象博大,此第一境;“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北朝魏收語),因才辨學,駕馭群文,此第二境;三是“多識博物,有可觀采”(東漢班固語),廣征博采,厚積薄發,此第三境。正因如此,習賦或不拘于文學一隅,論賦亦然,宜兼備更多學術含量,因此,考量簡先生的賦論,或可于學術史之發展與變遷抉發其價值與意義。

為說明問題,我們先看簡先生的主要賦學成果:專書四部,分別是《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漢賦史論》、《賦與駢文》[①],另有《文學的御花園——〈文選〉》一書[②],亦與賦學關係緊密。論文分別是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其代表作如《司馬相如賦篇用韻考》、《王褒辭賦用韻考》、《從漢到唐貴遊活動的轉型與賦體變化之考察》、《律賦在唐代‘典律化’之考察》、《清人選唐律賦之考察》、《賦與隱語關係之考察》、《賦的可變基因與其突變——兼論賦體蛻變之分期》、《臺灣登鸞降筆賦初探——以〈全臺賦〉及其影像集為範圍》、《司馬光的賦觀及其文學觀的定位問題》、《俗賦與講經變文關係之考察》、《兩漢文章辭賦化之考察》、《唐文辭賦化之考察》、《魏晉六朝貴游文學活動與其賦之特色》、《先秦兩漢賦與說唱文學關係之考察》、《賦與類書關係之考察》等[③]。由此可見,論者常用“考察”一詞,且研究涉及考源察變諸端,領域又兼及語言學、文藝學與文化學等。同時,作為身處臺灣的學者,簡先生對兩岸賦學和海外研究狀況亦多關注,如發表於1995年的《近二十年大陸地區賦學研究評述》、發表於1998年的《1991—1995年中外賦學研究述評》[④],既綜會其成,又明辨研究要點。除此論述部分,簡先生還致力於辭賦總集的編纂工作,如主編《全唐賦》與《全臺賦》[⑤]

簡先生這些賦學成果如何契入中國近現代學術史,則有必要對近一個多世紀(20世紀初至今)賦學研究的特質作一回顧與反思。我曾對20世紀賦學研究的新成就提出五點走向,分別是“由依附轉向獨立”、“由功利轉向學術”、“由社會學批評轉向審美判斷”、“由單一模式轉向多元化”、“由對漢民族實用性文章的認知轉向世界性的學術研究”[⑥]。而這些新成就的取得,又受制(或“得益”)於百年來學術研究的歷史化、學科化與理論化。就歷史化而言,百年間文學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中國文學史”課程的設立與研究,其優點在以歷史的眼光審視中國文學的變遷與發展,辭賦作為重要的一環取得自身的位置[⑦];而其問題則在“文學研究”的“史學化”,在很大程度上傷害了“文學”本身,甚至造成諸多文學研究論文成為歷史考據學的附庸。就學科化而言,百年間學術研究的分科成為新教育體制與思想的一個重要走向,專業研究造就了專業人才,反之亦然,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而問題則在學科的細化又造成兼才的缺失,甚至“語言”與“文學”也兩歧而扞格,這對“兼才學”的賦體之研究,其缺失也愈見明顯。就理論化而言,百年間賦學脫離古代“獻賦”、“考賦”的文化土壤,使賦體由“依附”政教、追逐“功名”而成為獨立的學術,其義甚顯,成績亦多,然則脫離創作實踐的理論又往往“捉襟見肘”、“隔靴搔癢”,回歸文本,體味文本,又成為當今研究辭賦不可不思量的問題。

    基於這些思考,簡先生的賦論有幾大著力點值得關注,首先是詮字辨音,既明辭賦之語言特質,又彰顯其小學基礎與學術背景;其次是考鏡源流,以廣遠的歷史視野考察文學與賦學,並擇取漢、唐兩代辭賦創作為重鎮作深入而系統的探究;再者是明辨賦體,通過不同文類之關聯的辨析,達致賦學典律的構建;繼而是回歸文本,對辭賦文學的本位批評,又與其理論的典律化思想輔成相應。綜觀上述幾點,拙以為不僅於賦學研究有極大獻益,其于學術史的意義也值得思考,故不揣淺陋,略獻微忱,作些初步探析。

 

二、詮字辨音:語言基礎與學術背景

 

進入20世紀以來,古典文學的研究面臨一大挑戰,即新學派主張以“語體”白話取代“文言”,從語言與修辭的根基上剔除古典文學(文言文)的歷史“正統”性與時代“合理”性;在風格上以“通俗”取代“雅贍”,從文學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意義上剔除古典文學的生存價值;在功用上以“寫實”的社會文學取代“藻飾”的宮廷文學,用“清簡”的新體揚棄“繁縟”的舊體。這一變化雖然更多地體現於寫作的層面,但對文學理論批評意識的改變和影響亦钜,如胡適《白話文學史》、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視“白話”、“俗”為中國文學主線或中軸的觀念[⑧],即為典型。於是,以語言學原理探究文學之法被置於兩可之間,在新文學審美思潮衝擊下的辭賦研究,以其“宮廷”、“貴遊”性質被揚棄以致失落,歸復其“文言”與“文字”的批評傳統,幾為絕響。如章太炎在《國故論衡·辨詩》中明確指出:“小學亡而賦不作”[⑨],萬曼《辭賦起源:從語言時代到文字時代的橋》一文通過對早期“用詩”與“口賦”的文學性記錄的探尋,考論賦體的源起[⑩],雖或片言隻語,或論焉未深,然鳳毛麟角,彌足珍貴。縱觀近百年賦學研究,雖有少量以語言學論賦之作,如層冰《漢賦韻箋》、康金聲《論漢賦的語言成就》等[11],然均屬專就賦之“韻”與“語”的具體探討,缺乏本原意識以及方法論的意義。

緣此,運用語言學原理探究辭賦文學之法則,並視為研究之基礎工作的,簡先生的系列成果堪稱首出一指。在一篇文學史介紹性質的文章中,簡先生明確提出賦起源於“不歌而誦”的韻語,而賦的性質與角色定位,也正經歷了由“口誦”到“書面”的變化過程[12]。這正是簡先生由語言觀賦體的一貫主張。從語言的角度入手,一方面可由“賦”原本就是民間口藝即“口誦”特徵來把握賦體藝術的本質,另一方面是由已形成文字的漢賦文本著眼,去考察作為語言藝術由“口誦”到“文字”的發展,這也是簡先生更為著力檢討之處。綜觀他的幾部賦學論著,如《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之第三章《相如辭賦韻譜辨析》、第六章《揚雄辭賦韻譜辨析》,《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之第二篇《漢賦瑋字源流考》,《漢賦史論》之《運用音韻辨辭賦真偽之商榷》等,皆為其採用語言學(音韻與文字)研究辭賦之範例。而在簡先生以語言學論辭賦的相關研究中,又以兩方面成就最為顯著:一是賦韻問題。對此,簡先生的研究主要從兩方面展開:

其一,對古代賦家用韻法則的探討。如對漢賦的批評,簡先生重點對西漢三大賦家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作品的用韻規律及方式作出具體而微的考述。這從簡先生發表的《王褒辭賦用韻考》由“凡例”、“陰聲韻”、“陽聲韻”與“結語”(或“綜述”)構篇[13],已可見其以落實文本、細微考辨的論韻方式。再以司馬相如辭賦用韻為例,簡先生未公開發表的博士論文中《相如辭賦韻譜辨析》一章[14],其中“陰聲韻”分別辨析“之部”、“幽部”、“宵部”、“魚部”、“歌部”、“支部”、“祭部”,“陽聲韻”分別辨析“蒸部”、“冬部”、“東部”、“陽部”、“耕部”、“真部”、“元部”、“談部”、“侵部”,“入聲韻”分別辨析“職部”、“沃部”、“藥部”“屋部”、“鐸部”、“錫部”、“質部”、“月部”、“緝部”等,計26韻部,一一列述相如賦文句,予以校注、辨析。正是在此大量具體研究中,論者得出諸多值得關注的賦韻問題,如“陰聲韻之幽宵魚四部,為母音相近之一組,故多通押之例”、“陰聲韻去聲字,與相承之入聲韻通押,此為蜀郡方音之特色”等。如果說漢賦還多用方音,到唐賦創作已是官韻的時代[15],那麼再看簡先生對唐代賦韻的分析,就顯然更多地關注偶對用韻之法,這其中內涵了由韻“部”向韻“法”的變移。如在《唐賦分韻聯對初探》一文中,簡先生通過對《全唐文》中賦篇的篩選,分別從四方面探討唐賦的“分韻聯對”:第一,賦例分析,尤以白居易賦為重點;第二,分韻聯對之蠡測,分別考述就韻生句、韻密精工、長隔功夫及疏宕文氣、刻意安排等;第三,分韻聯對句式分類;第四,分韻聯對之流衍[16]。由此分析,從而視唐賦中“分韻聯對”為“長隔對”之延伸,復開“後世制義分股之法”的重要用韻現象及創作過程,這對鈴木虎雄《賦史大要》中有關清賦股對的分析[17],不無補充與進益。

其二,從考據學的眼光因韻辨偽,解釋有關賦作年代諸問題。文學的研究,首先是文本的研究,辨明文本的真偽,是文學批評的前提。由於古籍流傳日久,致偽原因甚多,故歷代學者採用諸如考究目錄、尋查徵引、核定史實、勾稽語言等方法辨偽。就致偽而論,辭賦文本爭議也多,如漢前宋玉《高唐》、《神女》,漢代司馬相如《長門》、《美人》、揚雄《太玄》、班婕妤《搗素》,以及《西京雜記》所載錄的“梁園賓客”諸文士賦,作者歸屬頗有爭議[18]。就辨偽而論,上述諸法同樣適應於辭賦研究,惟辭賦作為一種韻文形式,以音韻辨偽,卻不失為重要方法,前賢如劉大白《宋玉賦辨偽》[19],有所嘗試。然而,專注於音韻辨偽且開一門徑,則為簡先生賦學的重大開拓,這一點最突出地彰顯於他的漢賦研究。在《漢賦史論》中,分別有《運用音韻辨辭賦真偽之商榷》、《〈美人賦〉辨證》、《〈長門賦〉辨證》、《〈高唐賦〉撰成時代之商榷》、《〈神女賦〉探究》諸章,既有此法則的宏觀論述,又有其具體篇章的考證與辨偽。如《運用音韻辨辭賦真偽之商榷》文之開篇《現存辭賦充斥贗品真偽難辨》節中,簡先生認為:“歷來為辭賦辨偽,常缺乏科學的利器,不像古氣候學者、人類學者及更新世地質學者,可採用放射碳測定法(carbon — 14dating),作為強而有力的證據。”於是論者接著在《以音韻辨偽的優越性》一節文字中,列舉“風格之品評”、“故實用典之考核”、“相關書籍引錄資料檢查”諸法外,得出“可以廣泛運用得以尋求確證的辭賦辨偽方法,恐怕莫過於以音韻辯證”的結論[20]。鑒於劉大白以先秦音韻測定宋玉賦真偽的經驗與失誤,簡先生在文中進一步提出了具有科學性的系統證音辨偽之法,即時代性、分析性與地域性。所謂時代性,即明確一時代之韻部及用韻方法去核定其賦作,辨其真偽。所謂分析性,即論者認為劉大白《宋玉賦辨偽》採用的“抽樣”方式的失誤,而宜“全篇韻字的分析”,如他在《〈美人賦〉辨證》中逐次考察其押韻,以分析出符合時代用韻狀況的結論。所謂地域性,簡先生認為賦作辨偽“在研判時,不但要留心於各韻部分合的時間,更要注重其分分合合的地域性”[21]。所以他在《〈長門賦〉辨證》文中詳考了賦中“襜”“誾”押韻情況,因為此兩字在漢代分屬“談”“真”二部,《廣韻》則分屬“鹽”“真”二韻,而二者很少通押,於是遍查韻譜,發現王褒《四子講德論》以“陳、賢、廉”為韻,揚雄《太玄》以“淵、簽”為韻,同於相如賦之用韻方法,且三人皆隸屬蜀郡,這既查考出西漢蜀地一通韻法,也可為《長門賦》系司馬相如所作增一佐證。

二是瑋字問題。關於辭賦的“瑋字”,早在劉勰《文心雕龍》中就有所論及,古代賦論及當代論家也不乏相關研究,然而迄今為止最系統而權威的論述,則當數簡先生收錄于《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書中的數萬字長篇論文《漢賦瑋字源流考》[22]。治賦者皆知,漢賦大家皆精通“小學”,如司馬相如之有《凡將篇》,揚雄之有《方言》,故劉師培以為“相如、子雲之流,皆以博極字書之故,致為文日益工”[23]。緣此,在脫離當時語言環境的當代評論中,對賦家翻摘故紙、搜羅群書的批評,不絕如縷;即使對辭賦持一定褒揚態度的學者,對賦中的奇字詭語亦多視為贅疣,所謂“字林”、“事林”之譏,更是常見,故于其學理之意義,略無深究。因此,轉換視角且打破舊有模式,抖落給賦學堆積的沉重包袱,從漢賦文學自身的發展探究賦體的“瑋字”現象,簡先生自有燭見之明。

在《漢賦瑋字源流考》文中,簡先生除“緒論”和“結論與推論”頭尾兩段,有三部分核心內容:首先是對“漢賦瑋字辭彙本質”的探討。他認為,推究“瑋字”的起源根本在由語言(口誦辭彙)向文字(書面文學)的發展,其中又包括“楚語”的影響,“奏誦”的原因、“複音詞匯”的由來,以及“瑋字形無常檢”決定瑋字辭彙之本質。這一本源之論及相關觀念的確立,自然將前人的表像批評之本末倒置的思想糾正過來。其次,論者在此基礎上對“漢賦瑰怪瑋字形成”原因進行深入地探討,即從產生背景論,由文字學入手,認同劉勰“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的見解[24];從個案分析論,選擇相如賦篇異文(135條)看瑋字形成與“別構異體”問題,如《子虛賦》形容山高則有“嵂崪”(《史記》)、“律崪”(《漢書》)、“峍崪”(《文選》)諸異字,而同是描述“山”之形狀,瑋字異詞竟達三十餘種;從文字演化論,又重視“瑋字”源自文字“孳乳”之“形聲”問題,以及“轉注”、“緟益”現象;從人心好異論,雖非“瑋字”形成之根本,但為其衍化發展要因,自是不誣。其三,對漢賦“瑋字”興衰變遷作出系統的梳理,辯論西漢為“蓬勃興盛”期(相如始作俑,子雲為巨擘),東漢為“盛極而衰”期,魏晉為“枯竭淪沒”期,使文字運用的變遷與文學史的變遷綰合,讓這一具體研討也具有了廣遠的賦學史的意義[25]

通過賦韻與瑋字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簡先生的賦學批評在很大意義上是基於“小學”素養,這其中既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傳承,也內含賦學本身的學術史意義。前引劉勰《文心雕龍·練字》所言漢賦“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暨乎後漢,小學轉疏,複文隱訓,臧否大半”,所謂西漢賦家因精于小學而多瑋字,實與採用方音、方言有關,具有地方性的語言特徵,而東漢賦異稱與僻解,乃因作者漸疏小學。換言之,我們從學術史的意義審視西漢賦多語言的表現,東漢賦更趨於文本化的書寫,就可以發現前者因小學多瑋字而彰顯其聲響的效果與奇特的形象,而“小學”實附于“經學”;後者則偏重於禮學,故關注于經緯組織的結構,“禮學”更近于“史學”[26]。由此再反觀章太炎“小學亡而賦不作”之論,其中不僅包含了對西漢賦家如相如、子雲“小學家”身份之認同,而且也出於他本人精通“小學”,如其《文始》以明音律文字為本的論文法則。

而考察20世紀初中國新教育肇始,作為學術中心的“北京大學”出現了“選學派”與(桐城)“古文派”相爭的情勢,前者占上風而後者趨劣勢,至新學派興,又蕩滌二者,以語體代古典,“選”、“古”二派均式微。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保持古典的“選學派”如劉師培論文,既編撰“文學教科書”,又編撰“經學教科書”,“古文派”如姚永樸編撰《文學研究法》也是基於經學研究,其以語言學原理探究文學,則是統一的。從這層意義來看,簡先生賦學的相關研究保持傳統而因時新變,是對“新學派”之極端發展而割裂語言、文學以致全盤揚棄古典(尤其是作為貴游文學的漢賦)的反思與糾正。

 

三、考鏡源流:歷史視野與漢唐賦學

 

有關賦體的起源,漢人已有“古詩之流”、“不歌而誦”諸說,然多述其用而鮮及其體,晉人皇甫謐《三都賦序》又將《詩》之“六義”引入賦域,別開生面,至劉勰《詮賦》始彙集“六義之一”、“不歌而誦”、“古詩之流”而為開篇宗旨,並插入“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語,使探“源”轉向明“體”[27]。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示,文學的探源如脫離明體,易為虛無之談,而自漢人辭賦創作蔚然大宗,賦體之變以及後世追蹤,又有以漢、唐為盛的觀念。如劉勰《詮賦》列舉早期“十家”“辭賦之英傑”,除荀卿、宋玉,八家屬漢,並論其代表賦作以“舉要以會新”(枚乘)、“繁類以成豔”(相如)、“致辨于情理”(賈誼)、“窮變於聲貌”(王褒)、“明絢以雅贍”(班固)、“迅發以宏富”(張衡)、“構深瑋之風”(揚雄)、“含飛動之勢”(王延壽)以彰顯其旨意,這為後世賦體“宗漢”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樣值得注意,唐代辭賦眾體兼備,尤創律賦新體並為考功之用,以致清人王芑孫《讀賦卮言·審體》謂:“詩莫盛于唐,賦亦莫盛于唐,總魏、晉、宋、齊、梁、周、陳、隋八朝之眾軌,啟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漢,蔚然翔躍,百體爭開,昌其盈矣。”[28]清人律賦“尊唐”,也與之相應。從此歷史視野考察簡先生的賦論,不難看出其探“源”始終與明“體”結合,而其主要探索對象,正是以漢、唐辭賦為重鎮。倘從簡先生相關論述中取其要,他的賦論探源明體觀可通過以下幾個層面予以分述。

首先是明辨源流。清人章實齋論學,首在考鏡源流,於辭賦亦然,所謂“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29],而今之論家,或就“賦”字本義探考,或就“賦”體變遷分析,莫衷一是。簡先生于此取法前賢,然尤為重視賦體自身的變化,在突出其歷史視野的同時,又借用當代學術的新思維與新方法。如其《賦的可變基因與其突變——兼論賦體蛻變之分期》一文[30],簡先生就借取西方學者艾布拉姆斯《鏡與燈》藝術四要素與傳媒學界拉斯威爾公式(五W)說,從“藝術家”、“作品”、“欣賞者”、“媒介”、“效果”五種染色體的基因組合,以考論賦體之源流,勾畫出從“優言文學”(先秦西漢)到“士人文學”(東漢六朝)再到“場屋文學”(唐宋時代)的賦文發展變遷的“鏈結”,其中有關《左傳》中“諧辭隱語”、楚人之暇豫文學的形成,以及南朝“隸事於賦”的變化,都是在此歷史發展中的“節點”,其線狀結構中點的深入,不乏精緻之論。就探源而論,簡先生在《先秦兩漢賦與說唱文學關係之考察》文中[31],同樣從傳播與接受的動態歷史觀看待辭賦之“源”與“講唱文學”的關係。概括地說,論者分別從“傳媒特性”、“傳播學角度”、“接受者角度”、“傳達訊息”與“傳播效果”五方面考察“辭賦與就唱文學”的關係,其結論雖與前人考論賦源的“隱語說”與“優語說”相近[32],然其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卻呈示出諸多新意,究其要則,在於論者落實于辭賦文本進行動態測試之“史”的意識的確立與展開。

其次是分析思想。文學史的變遷離不開思想史的發展,從“思想”考論辭賦之源流,是簡先生之研究又一值得關注的切入點。試以《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中兩篇文字為例,一是《漢賦文學思想源流》,論者主要討論漢賦的“遊戲說”與“諷諫說”,即從梁園賓客之作賦、言語侍從之地位與漢賦繁盛於宮廷三方面探考“遊戲說”之發生,從作家職分、詩騷影響與政治左右三方面探考“諷諫說”之形成,並通過漢魏六朝賦史的尋繹,梳理出由“遊戲衣表,諷諫骨裏”(尚文)到“諷諫主幹,遊戲附葉”(尚用)再到歸得“尚文回瀾,遊戲轉濃”的思想藝術發展過程[33]。二是《漢代賦家與儒家之淵源》,論者從“兩漢是辭賦擅場的時代,也是儒家定於一尊的時代”著眼,撥開“漢賦作家是以能文為本,不以立意為宗,似乎跟儒家扯不上關係”的皮相之論,而從多視角探究漢賦家與儒家的密切關聯。首先,從漢賦“諷諭”探討賦家與儒家的關係,是其著眼點,這其中又包含“漢儒對詩諷諭作用的強調”、“漢人心目中賦與詩的關係”、“漢賦的諷諭及其儒家思想”諸問題。對此,我們又可以參見簡先生《漢賦史論》中的《漢賦為詩為文之考辨》[34],其本義是討論“賦源於詩”問題,然卻從“就作家主觀意識而言,漢賦是詩的延續”、“就作品客觀風貌而言,漢賦是詩的擴大”、“就形式而言,漢賦是散文化的詩”、“就內容而言,漢賦是敍事描寫的詩”四方面展開,且由此溯其源,“漢賦是詩的別枝”;明其流,漢賦又成為“文士散文產生的關鍵”。可見其漢賦價值觀是由原論入手而自然得出,這與其論“賦”與“儒”之關係由思想考原得出殊為一致。其二,從漢賦“欲麗”,推究賦家與儒家的關係,是論者超越前人對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的解讀模式,而予“漢賦的文質傾向”、“孔門的文質要求”、“欲麗的思想溯源”,得出“漢賦的鋪采文,極聲貌以窮文,原出於儒家‘文’的要求而發揚蹈厲”的結論,形成了賦家與儒家思想在“禮·文”觀上的歷史對接。其三,從史志著錄,考察賦家與儒家的關係,這又從“史學”的層面進一步論證賦、儒思想共生的客觀存在與合理推衍。對此,論者分“從漢書藝文志,看賦家在諸子的歸類”與“從後漢書補志,看賦家與儒家的關係”兩節辨析,由著述說明兩漢賦家極大多數為儒家的現象與意義,這本身就是具有極重要之思想意義的歷史現象。最後,從縱橫之變,探究賦家與儒家之關係,如果說論者對“賦家或出於縱橫之蛻變”的說法與前人如劉師培《論文雜記》“騁辭之賦,其源出於縱橫家”相埒,則其“縱橫源出孔門言語一科”已勘進一層,具有思想的考原價值。而這篇文章以“賦家依附於儒家而求發展”與“儒者運用辭賦以達其旨”的互為明旨趣,呼應前述多視角、多側重的探究,可謂妙機其微,匠心獨運[35]。換言之,這樣的思想考述,無疑對前賢有關“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賦競騖”(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孝武升平日久,國家隆盛,天子留心樂府,而賦興焉”(費經虞《雅倫》卷四)[36]諸說法,有了更深入的解析與補充。

復次是考述作家之變遷。文學創作的主體是作家,而“賦家”作為繼戰國諸子衰歇後在大一統帝國政治籠罩下以詞章表達思想的一個群體,其身份及地位往往決定賦體的特性與演化。對此,班固《兩都賦序》記述甚詳:“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近人錢穆依據《漢書·嚴助傳》的記載,將賦家歸於“中官”,所謂“武帝外廷所立博士,雖獨尊經術,而內廷所用侍從,則盡貴辭賦”[37]。再結合《漢書·禮樂志》記載“立樂府……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賦家興起之因甚明[38]。儘管前人已有言說,然從學術史的意義較早地系統探究這一問題,則是簡先生《從專業賦家的興衰看漢賦特性與演化》的論述[39]。在該文的“結語”部分,論者的一大段設問之詞令人玩味:“漢賦何以有那麼多瑰怪的瑋字?賦家何以刻意語文的加工?賦描述的場景何以如此誇誕?何以都十分講求寓諷於頌的技巧?何以皆披加儒家的外衣以諷諫?後來又何以漸呈用典傾向?東漢以後的賦何以題材擴大、篇幅變小?何以有情感化個性化趨勢?何以逐漸浮現道家出世之想?”這諸多問題均可從不同角度作專題探討,如簡先生對漢賦“瑋字”現象的專論,而該文的價值正在於“從言語侍從之臣的興衰,得到相當合理的解釋”,即以歷史的視野,落實於“專業賦家”這一視點,用“史”的線索將其串聯,使人耳目一新,豁然開朗。

再者是品評貴遊之性質。如果說從專業賦家的興衰歷史考述賦體的特性能解決諸多賦學“枝蔓”問題,那麼其對賦體的質性的揭示,又可展示賦體自身的歷史變遷,簡先生于中把握的關鍵詞就是“貴遊”。如何評說賦體的“貴遊”性質及其變遷。簡先生的研究又可分為三個面向,這也可以通過其三篇論文予以展現:一是動態的賦體考察,論文如《從暇豫文會到科舉取士——賦體演變之考察》[40]。該文從文學變遷的大視野出發,以辭賦創作為個案,揭示出先秦西漢“優言文學”、東漢六朝“文士文學”與唐宋時代“場屋文學”的三段史實與文變規律。雖然這與前引簡先生的《賦的可變基因與其突變——兼論賦體蛻變之分期》文的大意相同,然一基於傳媒學的審視,一出於對賦體變化的思考,側重點有所不同。二是以漢、唐賦為中心從貴遊活動觀覘賦體轉型,論文如《從漢到唐貴遊活動的轉型與賦體變化之考察》[41]。該文直接承續前引簡先生《從專業賦家的興衰看漢賦特性與演化》文意,而尤著意于“貴遊活動”的開掘,如西漢貴遊活動與賦的特質,東漢貴遊活動沒落與賦體改變,魏晉六朝貴游活動的鼎盛與賦體的再變,均得到詳盡的解讀與合理的再闡。而其中諸如西漢賦的“口誦”、“語文加工”、“誇飾”、“諷與頌”、“儒家外衣”,東漢賦“用典”、“題材大而篇幅小”、“個性情感”、“道家介入”、“駢儷化”、魏晉六朝賦“同題共作”、“事典繁密”、“駢儷與圖形”、“滲透力”等創作現象,也正是在“貴遊活動”這一主線上得以連鎖展示,並得以一一解讀。三是以特定時代為例探討貴遊賦,論文如《六朝世變與貴遊賦的衍變》[42]。在這篇文章中,簡先生取法王夢鷗《貴游文學與六朝文體的演變》一文[43],而專就“賦域”加以開拓。概括地說,簡先生從五個方面探討這一課題,分別是從“世族政治勢力膨脹下文學貴遊生態的改變”,探究賦體演變之思想背景;從“文化轉折改變下貴游文學生態的改變”,探究賦文的雅化特徵;從“貴遊生態改變下貴游文學的多元發展”,探究當時清談、隸事、騁才在賦體的呈示;從“貴游文學生態改變下賦的傳播與審美”,探究賦作以駢儷悅目,以音律娛耳之現象;從“貴游文學觀念改變下賦的修辭與內涵”,探究賦體書面語、形似言與簡易化的形成。如此系統的思考與分析,非深諳賦學者難以撮其要而得其奧,簡先生此類文章閎中肆外,堪稱經典。

王芑孫《讀賦卮言·律賦》云:“讀賦必從《文選》、《唐文粹》始,而作賦當自律賦始。”這其中包含了清人對“宗漢”之古賦與“尊唐”之律賦的雙重認同。而我們披覽簡先生以漢、唐賦為中心的探討,雖有一個歷時的進程,即論者早期研治漢賦,近時頗多唐代律賦的考量,然則在歷史視野下的兩大聚焦點,又蘊含了豐富的創作與厚實的理論,這於其論賦之文類辨析與典律構建,或可管窺個中之示範性的意義與價值。

 

四、立賦大體:文類辨析與典律構建

 

辭賦典律的探討,具有相當的技術性,然歸其本,仍是文體問題。所謂賦體的典律化,提升於理論的批評,或可謂“經典化”過程。值得強調的是,“經典”的樹立,既是認同,也是糾正,可以說辭賦經典的樹立,就是在不斷地糾正中變遷與發展的。在賦學批評史上,辭賦經典的樹立嘗維繫于文制的變化,其中漢人的“獻賦”與唐宋科舉“考賦”尤為重要,故而產生的理論認同與糾正也極為顯明。如關於“獻賦”情形,詳見班固《兩都賦序》所述“武、宣之世”言語侍從的“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對此創作盛況,漢代雖有揚雄“詩人之賦”的認同與“辭人之賦”的糾正,然語焉未詳。到魏晉以後,爭鋒始熾,批評者如摯虞《文章流別論》之“假像過大”、“逸辭過壯”、“辯言過理”、“麗靡之美”之言,與左思《三都賦序》評漢賦“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之論;贊許者如葛洪《抱朴子·鈞世》謂《毛詩》“華彩之辭”遠“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穢博富”。由此再看劉勰《詮賦》,除了分述戰國、兩漢及魏晉諸家賦作風采,尤重在“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的“立賦之大體”,顯然這是在糾正基礎上的認同。同樣,唐宋時代科舉用賦與律賦的興起,再一次興起有關辭賦經典的選擇與重構,於是應運而生的元、明復古及“祖騷宗漢”賦論觀的形成,清人以館閣考試為嚮導的律賦復興及“尊唐”與“尚時”賦論的產生,自當於糾正與認同之間得其理論真諦。[44]

然因前人囿於具象論述與圈點式批評,較少用貫通賦史的眼光去看待其“典律化”問題,其中如對唐律賦的探討僅因循清人之論故對其“經典”認知有所缺失,至於採用現代方法介入古典研究,於賦域之經典化論述亦為罕見,而這些不足,恰是讀簡先生相關論述得以補益而尤具啟迪性價值的。

如上所述,對辭賦典律化研究,即內含了對“體”的認知,所以簡先生的研究正是著眼於“立賦”之“體”而從“辨析”與“構建”兩方面展開。

先看從文類辨析探尋“賦”體。古代文體的研究,有“尊體”即有“破體”,有“明體”即有“禁體”,關鍵在“辨體”,也正因此,自元代祝堯編《古賦辨體》以“辨”立名,開啟了辭賦辨體理論思潮。緣此,簡先生同以辨體思考來視察文類之間的關聯,通過認同與排異,以加深對辭賦之“立體”與“旁衍”的認知。這又可分為兩個層面:

一是賦與諸文類的關聯,主要體現在賦與“駢文”、“類書”、“隱語”、“設辭”以及“俗賦”與“變文”的探討。有關賦與駢文的關係,簡先生有專著《賦與駢文》加以論述。由於他是從賦與駢文的歷史流變之大勢及具體作品之分析加以考量,故而對此二者間糾纏未清的問題,多有理論界定與科學論證,如“從語文藝術形式律則,看賦與駢文的形式要件”,從文體發展觀提出“賦是散文化的詩,駢文是賦體化的散文”的見解[45],既準確,也新穎。他的諸多論文,討論涉及尤廣,如在《賦與類書關係之考察》一文中[46],論者試圖通過對賦體與類書的關係,重點詮釋漢至宋賦體變化的理路,具體而論,又包括“西漢貴游賦與小學之關係”、“類書因貴游文學之轉型”、“為獵取華藻勤編文集與類書”、“貴游文學活動趨於多元發展”、“詩賦隸事與類書的相互激蕩”、“漢魏六朝賦托類書得以倖存”、“唐律賦與類書拉抬同登高峰”、“宋吳淑收賦與類書綰合為一”八個方面的分析與批評。有關賦與類書的關係,古人雖有如陸次雲謂“漢當秦火之餘,典故殘缺,故博雅之屬,輯其山川名物,著而為賦,以代志乘”[47]、袁枚說“古無志書,又無類書”,所以後人把《三都賦》、《二京賦》“作志書、類書讀”[48],然均屬現象描述。至於如漢大賦之“聚類”描寫與類書之匯類編纂,亦為共識。然簡先生之論不限於此,要在以歷史的眼光對二者之輔弼起伏的關聯進行分析與考察,不僅釐清了這一問題,且勘進于賦史而更多理論的思考。同樣,簡先生另一文《賦與設辭問對關係的考察》[49],也是從賦史的變遷展開論述,尤其是文章的第三部分有關設辭問對與賦體發展的關係,又分敘“先秦貴遊賦多為優者與帝王對話的記錄”、“漢代宮廷賦是為口誦表演而寫成對話的書面創作”、“東漢至六朝士人賦多假設古人之辭”、“唐宋賦則多設今人之辭以暢所欲言”四方面,突出賦體“貴遊”的性質並契合於創作以分析其間的關聯,這又與前文同埒。

在這組文章中,更具有文學史與學術史價值的,我以為是《賦與隱語關係之考察》與《俗賦與講經變文關係之考察》二文[50]。由於對辭賦語言藝術特殊性的關注,影響到淵源的探尋及藝術的評價,而有關賦體淵源的探討,近現代學者的新見解則更集中地體現於“隱語說”與“俳詞說”。例如朱光潛的《詩論》明確提出“賦就是隱語的化身。戰國秦漢間嗜好隱語的風氣最盛,賦也最發達”,“隱語為描寫詩的雛形,描寫詩以賦規模為最大,賦即源於隱”。很顯然,他並不是對“賦”的字義、歷史、內涵進行溯源,而是依據賦體藝術的“語言”特徵來思考的,即認定賦是“描寫詩”之最而溯源於“隱”,於是賦體特徵也就自然定位於“描寫詩”或“狀物詩”[51]。承續漢賦源於隱語的說法,尚有陶秋英的《漢賦之史的研究》與朱自清的《經典常談·辭賦》等,如朱自清追奉“荀賦”謂:“荀子的《賦篇》最早稱‘賦’。篇中分詠‘禮、知、雲、蠶、箴’(針)五件事物,像是謎語;其中頗有諷世的話,可以說是‘隱’的支流餘裔。”[52]與朱光潛立論取向不同,但結論一致。這種探源之論,當代學者言述亦多,大同小異。然不同的是,簡先生對賦與隱語關係的視域可謂“別出心裁”,不重探源,而更重於對“賦”與“隱”共同因子的探尋,以發現其在歷史過程中相互濡染之狀況。例如“先秦好隱與韻文化之考察”,論者引述大量先秦文本進行比勘分析,“先秦賦與諧隱的交集與結合”,使“賦”與“隱”的關係在文本的描述中展示,再結合文中有關“荀子賦篇對隱語的影響”以及“漢賦與隱”、“六朝賦與隱”的探考,已然將考鏡源流的批評融織於動態的賦史研究中,使讀者對這一問題有了更全面而系統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出土文獻也給學術研究帶來生機,其中1993年江蘇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村發掘漢墓得漢《神烏傅(賦)》殘簡,引發了賦學界一研究熱點[53]。對此,簡先生的《俗賦與講經變文關係之考察》顯然受此新材料的激發,卻從文學史的另一視角出發,對近代文學史家敦煌俗賦源於講經變文之史觀進行商榷,提出了講經變文受到中國本土文化,特別是漢代已存在之俗賦形式之影響的新思考與新探索。

一是他類文體的賦化。依循對文類的異同辨析,簡先生的賦學研究也極重視從文體的互滲看賦體的旁衍,其中《唐文辭賦化之考察》一文是值得推介的[54]。該文以“唐文”為考察物件,闡明其“辭賦化”的歷史現象與文學思考,然探尋內涵卻從多面向展開。如“講經變文是佛經俗賦化的產物”,可與前引《俗賦與講經變文關係之考察》文對讀,前者注重縱向的關係變遷,後者注重橫向的時代滲融。又如“律詩是賦化的詩,新樂府運動則是詩歌賦化的反動”與“傳奇是小說辭賦化的產物”兩節文字,是詩歌、小說與辭賦在特定時期的交叉研究,其中對辭賦在唐代文學範圍內的順勢與逆勢的發展,在文中“散文辭賦化的延續及其反動”一節中也得以彰顯。創作與批評常有互動,亦多背反,唐代辭賦興盛,然反對賦的聲音卻洋洋乎盈耳,其中史論家劉知幾之批評賦體的言辭尤為激烈。如其《史通·載文》云:“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子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55]以美刺讚頌《詩》、《騷》,而對漢賦以降的辭章,則一概摒棄,故其同書《敍事》說“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對此類論點,文學史著一般歸於以政教觀干預文學批評,缺少文學自身的深層發掘,而簡先生在文中特立“史傳辭賦化的延續及其反撲”一節,用創作史與創作論的視閾辨析其義,可謂擘肌入理,論證精到。

再看針對辭賦之典律化的理論構建。綜會簡先生的賦論,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典律化的探討是建立在文類辨析基礎之上,辨析文類在於明確賦體及其旁衍,考述典律則在樹立典範。就典律化而論,亦可區分為二:一曰總論,一曰專論。總論者以其《賦體之典律作品及其因子》一文為代表[56]。該文堪稱對歷代辭賦作品的總檢視,其方法有二,一是數量統計,一是動態分析,具體方式則是通過歷代賦選“選賦”作品(包括古、俳、律、文諸體賦)的歸納與篩選,一改前人先確定賦特質再進行賦批評的思路,而是通過定量分析彰顯出選家有關賦特質之共識。論者經過數量統計,梳理出共有的“賦體因子”十五項,依百分比次第為“用韻為主”、“恢廓聲勢”、“征材聚事”、“微言諷諭”、“儷詞偶對”、“設辭問答”、“議論說理”、“履端倡序”、“遁辭隱意”、“歸餘總亂”、“長聯隔對”、“先推題意”、“隔韻要求”、“頌美時政”、“諧辭嘲戲”,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僅前四項,而第一項則是百分之百。這種統計法用於文學研究雖非盡善盡美,然以數量說明通識,考辨歷代論賦者對賦體的認知,則具有折衷而解紛的意義與功效。專論者則如《律賦在唐代之“典律化”之考察》一文[57],文章以“律賦與古賦畫境”為研究基點,分別從兩翼即“科舉與律賦”、“賦格與律賦”展開討論,然後由創作著眼,統攝“制度”與“批評”。分述之,制度是對賦家的規範並兼涉于文本,批評則是賦文的示範並提升於時代之風尚,綰合二者,論者對“典律化”的思考及律賦經典的闡揚,均有裨益與建樹。

反思“立賦之大體”,我嘗想“體”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元概念,是域值極寬的文學研究範疇,這也就決定了“文體”論述的多維指向。而文體的形成與進展亦如文學的創作,有依循,必有創造,這也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書中一方面強調“洞曉情變,曲昭文體”(《風骨》),一方面認為“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通變》)的道理。由於昭示文體,所以古代學者“體”的概念極強,有關論述亦多,形成了非常完備的文體批評理論體系;由於文變無方,所以古代作家又常常強調“文體宜兼”(謝靈運《山居賦序》)、“體兼眾制,文備多方”(蕭子顯《鴻賦序》)。於是再看中國古代文體批評,大略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從肇始到成熟的階段,這一時段是由先秦到齊梁,代表作品是自《尚書》“六體”到劉勰《文心雕龍》有關“文體”的論述,其核心理論問題是“明體”。二是文體理論的成熟到變革的階段,這一時段是由齊梁到唐宋,其文體批評形態突出表現於兩個方面:其一,自蕭統《文選》之後,唐宋時代編選的文學總集層出不窮,如姚鉉編的《唐文粹》、李昉等編的《文苑英華》、呂祖謙編的《宋文鑒》真德秀編的《文章正宗》等,對漢代以後出現的大量文類和《文選》的體類劃分進行了歸總,展示了以選本論文體的特徵。其二,由於唐宋時代科舉考文制度的形成,為配合舉子考試而編纂了一大批詩、賦、文章的“譜”、“格”、“法”、“式”的著作[58],作為士子科考之津筏,這也就在客觀上形成了文學創作的規範化或格式化。三是文體理論由變革而規範的階段,這一時段是元、明、清三代,其核心理論就是從“辨體”到“尊體”。中國古代以詩文為中心的文學創作,到唐宋而盛極,而文體亦至此臻備,所以元、明兩朝一則總結前朝的繁盛的創作現象,一則針對唐宋時期創作之“破體”現象,興起了一股“辨體”文學理論思潮。由於辨體制,明異同,明、清時代的文學批評理論出現了如湯顯祖的“本色說”、王士禎的“神韻說”、朱彝尊的“雅正說”、方苞的“義法說”、李漁的“主腦說”、袁枚的“性靈說”、沈德潛的“格調說”、翁方綱的“肌理說”等等,表面上是對各類文體創作審美境界的追求,本質仍是由“體類”勘進於“體貌”、“體性”的“尊體”意識的彰顯。從文體論變遷再看賦體觀於中的進程,“麗詞雅義”的賦體在古賢筆下雖要言不煩,然畢竟含混難清,所以簡先生通過文類辨析與“典律化”論述,尤其是以通史意義作具體分析,兼得科學性與藝術性,其沾溉賦學之研究成績,未可輕忽。

 

五、徵文考獻:文本批評與賦論延展

 

簡先生在長期從事辭賦學研究的同時,還參與了兩部賦總集《全唐賦》與《全臺賦》的主纂工作,前者是斷代賦總集,為研究唐賦及科舉試律奠定了文獻基礎,後者是區域賦總集,無疑為賦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與新視域。這兩項工作正與簡先生一貫的研究方法相契合,即以徵文考獻為前提的文本批評。

與文類交互研究相對應,簡先生對一些賦文現象與賦論批評無不立足於文獻之真偽與文本之分析,從而提出自己的思路與見解。以《試論〈文苑英華〉的唐代賦體雜文》一文為例[59],論者對《文苑英華》中的賦體雜文之“問答體”(包括“對問體”、“設辭問對”)、“騷體”、“七體”與“連珠體”先作文本數量統計,如列為“問答”者3篇,列為“騷”者22篇,列為“帝道”類者1篇等,而更為精細的研究在於文本的定量分析,即以用韻逐一分析所涉篇章的工作。如分析盧照鄰《對蜀父老問》云:該文“雖然有意指出他規仿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其實它顯然是東方朔《答客難》這一系列的文章。以韻文為主,全文1116字,用韻字68字,平均每16.4字用一韻字。若把排比而不押韻的部分,分別有81字、68字及47字的三段予以扣除,韻文分則平均每13.5個字用一韻字,韻字多則8字,少則2字即換韻,而以兩字即換韻者最多,平均每用3.24個韻字即換韻,看來換韻頻仍,而其用韻大體合乎《切韻》系韻書的規範”。這一分析是論者通過盧文押韻之具體方法及“韻腳”依次列舉得來,故細緻達於精微,結論臻於信讞。這僅是舉隅,在這篇文章中,論者所及賦體雜文之逐篇分析,才是其深入解讀文本的功力所在。如文中“《文苑英華》所見唐賦體雜文用韻之定量分析”一節,分別對26位作者與作品進行“韻文字數”、“韻腳”、“韻字比”、“換韻頻數”、“合用韻例”、“四聲同押”的分析與統計,提升文章結論的可信度,全然根柢於此。

對辭賦創作之文本分析如此,其對辭賦理論之文本探尋亦如此。例如《司馬光的賦觀及其文學觀的定位問題》文[60],簡先生通過宋代論賦文獻的考訂與司馬光賦作、賦觀文本的分析,以解釋並澄清一些糾纏於文學史的問題。如司馬光對科舉考賦的態度,據宋英宗治平元年其上《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所言“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可見呂氏科場罷賦之請宜為司馬光贊同[61]。如果就此簡單地判別司馬光因倡“罷賦”而為辭賦反對派,又顯然與宋代科場格之以辭賦、文士文集卷首為賦的“隆賦”史實不符。正因如此,簡先生在文中從多層面進行探討,如從歷史的層面,即賦家多儒之尚文傳統與司馬光言考詩賦之弊的道德經世思想;從現實的層面,即從宋人重賦看司馬光的三篇賦作;從角色身份看司馬光既非文學理論家,故對詩賦態度未可作文學本質考察,亦非道學家,故對反映時政之文的接受,包括辭賦諷諫思想的表彰;從批評的層面,探究司馬光在重考“策論”而勝於“詩賦”的同時,又有以為考“律賦”不及考“古賦”之主張,從而得出其與新黨助力罷詩賦不侔,甚或對元人“變律為古”的思想有先導作用之結論。這種對文本研究的關注,簡先生的視域還延引到對賦論與鑒賞關係的考量。他曾於1982年發表《就〈文心雕龍·神思篇〉談漢賦的鑒賞》的論述[62],在關注漢賦鑒賞障礙即“辭彙與字形”的同時,借助劉勰“神思”之論,提出漢賦欣賞要“借訓詁通其詞”,把握其“略實味虛”原則,以及探尋其“意在筆先,神餘言外”的“諷諫”意義。很顯然,如何綰合賦作與賦論之文本,而發現其中的齟齬與契合、悖反與助力,是研究賦學發展值得關注的問題,也是簡文徵文考獻給讀者的啟示。

有意味的是,簡先生對主纂《全臺賦》的介入,正是緣于對初編本“文獻”之考訂,從而完善而成重編本的。這篇考訂文獻之作,就是《〈全臺賦〉編校之商榷——以曹敬賦為例》[63]。論者由“曹敬賦”這一具體作家被收錄之作品入手,從“斷句”、“分段”、“標點”與“校勘”四方面撿揀出曹賦22篇中的文獻訛誤,分別是斷句誤者5篇,分段誤者7篇,標點誤者20篇,計58處,載錄誤失者13篇,校勘誤者2篇。誠然,論者“旨在提醒《全臺賦》的研究者,在處理文獻時,對類似的問題應有所措意,以免有所閃失,造成結論的偏差”,即文獻正、誤帶來理論之正、誤,但糾正其文獻本身的價值,也自然體現在簡先生參與主纂《全臺賦》的價值。宜為關注的是,簡先生以治“文獻”的“提醒”卻又使他自己參與其中,包括主纂與研究《全臺賦》,其中《臺灣登鸞降筆賦初探——以〈全臺賦〉及其影像集為範圍》[64],即為其相關研究之代表性文章。由於這是一個全新的賦學研究課題,所以論者先對臺灣“鸞書賦”作鳥瞰式的集錄,其中以“一覽表”形式標明“篇名”、“題韻”、“降筆神仙”、“組織形式”、“押韻”與“出處”等,繼而探究其時代背景與扶乩方術,當然重點在“主題內容”與“形式結構”。就主題內容而言,又區分為“揄揚設鸞堂之盛事,闡述著鸞書之宏旨”、“仙佛翩然蒞堂,或說教,或頌贊,期勉士庶修德立功”、“設堂積極勸善,體現以儒融會釋道的宗教傾向”、“戒鴉片毒”、“戒色欲”、“戒好勇鬥狠惡相戕”、“戒不良習氣,以改邪歸正”、“嚴斥為害黎民百姓之特定人士”、“告別書”、“代撰祭文”等。論其形式結構,又包括“前期全為恪守格律的限韻賦,後期賦的體式幾乎崩解”、“前期賦以‘以題為韻’‘依次為韻’,並‘置題韻字于段末’之限韻賦為大宗”、“常見詩賦並列的謀篇結構”、“偶見接韻續賦的章法結構”等四方面的敍述。由此個案,我們不難發現簡先生賦論無論是傳統性的研究抑或是開創性的探求,無不立足于文本,演繹其義理,而得其去偽存真之效果。

簡先生開創性的探求,往往成為賦學研究的新視點,於是他指導的博士生梁淑媛即以臺灣鸞書賦為研究物件而就其博士論文的撰寫[65],並使這一課題得以深入研究並發揚光大。據王學玲有關臺灣1949至1998賦學研究的文章統計[66],臺灣地區在這三十年間有碩士論文47篇,博士論文11篇,其總體數量雖不能與大陸地區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末出現的辭賦學位論文相比,但其肇端於七十年代末而繁盛於八十年代的這一賦學研究現象,以及其成果相繼以專著的形式出版[67],不僅展示了區域賦學的興盛,也促進了大陸學位論文選擇辭賦以及賦學“學科”化復興的進程。尤其是在11篇博士學位論文中,簡宗梧指導的多達7篇[68],這不僅使臺北政治大學一度成為其賦學研究的中心,也彰顯了簡氏在賦學界的突出地位。早在1996年臺北政大召開“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期間,我與簡先生私下交流,他當時對賦學研究有兩個希望,即希望今後更多的在其他領域研究的學者參與賦學討論,希望賦學研究者儘量多一些旁涉其他學術領域。2004年在成都召開“第六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期間,我又問簡先生治賦的體驗與今後的想法,他說“以前我注重解決問題,以後將更多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以研究成果濟補前賢;提出問題,以研究思路啟迪後昆。這在簡先生治賦之徵文考獻之功夫,與其對文本批評之創思,似可蠡測他的賦論在不斷發展過程中的延展與開新。

 

六、結  語

 

中國古代賦論自漢代肇端,經兩千年歷史之發展與變遷,出現了諸多值得關注的批評印記與理論節點。概括地說,漢代的賦論主要在“賦幹什麼”(賦用),魏晉以降賦論主要在“賦是什麼”(賦體),唐宋時代興科舉考賦,以“賦格”為代表的賦論又在“賦怎麼寫”(賦法),而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又因辭賦眾體(騷、散、駢、律等)臻備故綜會賦用、賦體、賦法,尤重賦之辨體,所以法古者“祖騷宗漢”,尚律者“尊唐”,迨清中葉後因尊當朝館閣賦而興“尚時”風習。於是融合古、律,兼法漢、唐,賦論已呈會通之勢。迨至晚清、民國,漸興兩大趨勢,一曰“文、白之爭”,從語言與功用的視域對整個傳統文學的審視影響了賦學的研究;二曰中國文學史學的建立,奠定了賦學批評的新形態。於是辭賦成為古典“遺產”,賦論更彰顯出“學科化”傾向。所以縱觀自20世紀以來百餘年辭賦研究史,最大成就在於新批評視野下理論體系的建立,如“漢賦研究”、“賦史研究”等,然最大的缺陷或許正是理論與創作的脫離。緣此大勢來看前述簡先生賦論的特色與建樹,其經史之學的根柢與新批評方法的運用,正使其處於保持與開新之間。綜觀其成,要在四端:

一曰“賦語”,或可稱“辭賦語言學”,其以漢賦“瑋字”研究與音韻辨偽為代表,既得辭賦研究之本,又有傳承古人以“經”治“賦”統緒而賦予新義。

二曰“賦史”,或可稱“辭賦歷史學”,而兼有“辭賦文化學”的意味,其對“賦家”形成原由的追尋,對賦家與儒家關係的探討,對辭賦“暇豫”特徵的把握,尤其是以漢、唐為重點之辭賦變遷的考論,使近現代以來日趨僵化之“歷史之辭賦”轉換為“辭賦之歷史”,而探尋其間的源頭“活水”,感受到生命的脈動。

三曰“賦體”,或可稱“辭賦文體學”,其不囿於“體”之“源”的糾葛而注重於“體”之“式”的認知,包括文類辨析與典律構建,使之形象化,經典化。

四曰“賦詞”,或可稱“辭賦詞章學”,其在文獻辯證的基礎上對辭賦文本的批評,最能破時下治賦創作與理論之隔膜,於研討賦體詞章藝術的同時,實質也是對辭賦藝術之本源的探求與反思。

簡先生曾在《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弁言》中以《韓非子·解老》中“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象也”的故事為喻,以為論賦亦當“從吉光片羽去推究它的外在生態,體察它的內在生命,管窺它曾有的輝煌”[69]。旨哉斯言!讀簡先生賦論,在體察“賦”之“外在生態”、“內在生命”及曾有之“輝煌”的同時,或可發現在他的論述中也能使人感受到“內在生命”的傳遞,其所造就的又是當代論賦之歷史的一段“輝煌”。

 

     附記:本文材料的收集,得到王欣慧博士的大力幫助,特此感謝。

 

 

原載:台南大學主辦“2016年賦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輯”第1—16頁;

又刊: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文學研究》(原《文學評論叢刊》)2016年第2卷第2輯。





[①] 《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自刊本,1976年;《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漢賦史論》,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版;《賦與駢文》臺灣書店,1998年版。


[②] 《文學的御花園——〈文選〉》,時報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③] 以上論文依次刊載《中華學苑》1972年第10期;同前,1976年第11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1999年第1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0年第1期;同前,2002年第5期;同前,2004年第8期;同前,2006年第12期;《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10年第3期;《第一屆宋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4年;《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第二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第四屆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第一屆先秦兩漢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第五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


[④] 以上兩文分別刊載:《國科會中文學門專題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1995年;《第四屆辭賦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後者又見《辭賦文學論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⑤] 簡宗梧等編《全唐賦》,臺灣里仁書局,2011年版;簡宗梧、許俊雅主編《全臺賦校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年10月版。


[⑥] 許結《二十世紀賦學研究的回顧與瞻望》,《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⑦] 參見郭紹虞《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小說月報》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1927年。


[⑧] 胡適《白話文學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⑨]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頁。


[⑩] 萬曼《辭賦起源:從語言時代到文字時代的橋》,《國文月刊》第59期,1947年。


[11] 層冰文載《中山大學文學雜誌》第3期,1933年;康氏文載《山西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12] 簡宗梧《生銹的文學——賦》,《國文天地》第14卷,第6期,1998年。


[13] 簡宗梧《王褒辭賦用韻考》,《中華學苑》17期,1976年。


[14] 簡宗梧《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自刊本,第148—174頁。


[15] 參見拙文《論賦韻批評與寫作規範》,《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2期。


[16] 簡宗梧《唐賦分韻聯對初探》,世新大學中文系主編《第三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理論與批評》,2010年。


[17] 鈴木虎雄撰、殷石臞譯《賦史大要》,正中書局1942年鉛印本。


[18] 參見費振剛《梁王菟園諸文士賦的評價及其相關問題的考辨》、康達維《The Fu in the Xijing zaji》(《西京雜記〉的賦篇》),同載《新亞學術集刊》第十三期《賦學專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94年版。


[19] 劉大白《宋玉賦辨偽》,《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1927年6月。


[20] 簡宗梧《漢賦史論》,第26頁、第28頁。


[21] 簡宗梧《漢賦史論》,第34頁。


[22] 詳見簡宗梧《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第45—100頁。


[23] 劉師培《論文雜記序》,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劉申叔遺書》上冊,第711頁。


[24] 劉勰《文心雕龍·練字》,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下冊,第624頁。


[25] 有關簡先生論賦的因聲辨偽與瑋字探討,拙文《從說字詮音到賦學辨體——簡宗梧教授漢賦研究的思路與價值》(《古典文學知識》1997年第3期)一文已有論述,可參閱。


[26] 按:西漢賦家多兼小學,東漢賦家多擅史學。詳參拙文《西經東史:漢賦演進之學術思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27]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首段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


[28] 王芑孫《讀賦卮言》,《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


[29] 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引自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


[30] 簡宗梧《賦的可變基因與其突變——兼論賦體蛻變之分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2期,第1—24頁,   2006年6月。


[31] 簡宗梧《先秦兩漢賦與說唱文學關係之考察》,《第一屆先秦兩漢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15—329頁,輔仁大學。


[32] 持賦源於“隱語”者,如朱光潛《詩論》第二章《詩與諧隱》(三聯書店1984年版)論述較早(20世紀30年代中期),繼後持論同者有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9年版)等。持“優語”者,如馮沅君《漢賦與古優》(《中原月刊》第1卷,第2期,1943年9月)、傅庚生《漢賦與俳優》(《東方雜誌》第41卷,第23期,1945年12月)等。


[33] 簡宗梧《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第1—40頁。


[34] 簡宗梧《漢賦史論》,第129—146頁。


[35] 簡宗梧《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第101—127頁。


[36] 費經虞撰、費密補《雅倫》,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37] 錢穆《秦漢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98頁。


[38] 對此,拙文《漢賦造作與樂制關係考論》(《文史》2005年第四輯)有詳細敍述,可參。


[39] 簡宗梧《漢賦史論》,第207—241頁。


[40] 簡宗梧《從暇豫文會到科舉取士——賦體演變之考察》,載《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之肆》),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41] 簡宗梧《從漢到唐貴遊活動的轉型與賦體變化之考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一期,第59—78頁,中  國古典文學研究會,1999年6月。


[42] 簡宗梧《六朝世變與貴遊賦的衍變》,《文學、文化與世變》,第19—40頁,第三屆國際漢學論文集文學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43] 王夢鷗《貴游文學與六朝文體的演變》,《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84年版,第118—119頁。


[44] 具體內涵詳見拙文《科舉與辭賦:經典的樹立與偏離》,《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45] 簡宗梧《賦與駢文》,臺灣書店1998年版,第1—12頁。


[46] 簡宗梧《賦與類書關係之考察》,漳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編《辭賦研究論文集(第五屆國際辭賦研討會)》,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47] 陸次雲《北墅緒言》卷四《與友論作賦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237冊,第364頁。


[48] 引自浦銑著、何新文等校證《歷代賦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


[49] 簡宗梧《賦與設辭問對關係之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1期,2005年12月。


[50] 兩文分別刊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8期(2004年5月)、《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12月)。


[51] 朱光潛《詩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03頁。


[52] 朱自清《經典常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頁。


[53] 有關研究詳見拙文《二十世紀賦學研究的回顧與瞻望》,《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54] 簡宗梧《唐文辭賦化之考察》,《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1998年)。


[55]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3、124頁。


[56] 簡宗梧《賦體之典律作品及其因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6期,2003年5月。


[57] 簡宗梧、遊適宏《律賦在唐代之“典律化”之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期,2000年11月。


[58] 參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許結《鄭起潛〈聲律關鍵〉與宋代科舉八韻律賦敘論》(《中華文史論叢》第74輯)。


[59] 簡宗梧《試論〈文苑英華〉的唐代賦體雜文》,《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08年第1卷,第2期。


[60] 簡宗梧《司馬光的賦觀及其文學觀的定位問題》,《第一屆宋代文學學術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1994年。按:簡先生另有《司馬光的賦及其賦觀的形成背景》(香港浸會大學1994年“國際宋代文學研討會”論文)可與此文互讀。


[61] 有關宋代科場用賦與罷賦,拙文《論宋代科舉與辭賦嬗變》(《復旦學報》2012年第4期)、《南宋乾淳文制變遷與辭賦風尚》(《政大中文學報》第十七期,2012年6月)有所論述,可參讀。


[62] 簡宗梧《就〈文心雕龍·神思篇〉談漢賦的鑒賞》,收載《漢學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


[63] 簡宗梧《〈全臺賦〉編校之商榷——以曹敬賦為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08年,第1卷,第1期。


[64] 簡宗梧《臺灣登鸞降筆賦初探——以〈全臺賦〉及其影像集為範圍》,《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01年,第3卷,第2期。


[65] 梁淑媛《聖域飛登——臺灣鸞賦文學書寫及其文化視域研究》,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66] 詳見王學玲《五十年來臺灣賦學研究論著總目:一九四九——一九九八》,《漢學研究通訊》總77期,2001 年2月。


[67] 臺灣地區最早的博士論文是簡宗梧的《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高明、盧元駿指導,政治大學1975年),而七十年的的碩士論文則有陳世福《敦煌賦研究》(潘重規指導,文化大學1978年)、廖國棟《張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簡宗梧指導,政治大學1979年)。


[68] 這七篇論文分別是: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1985)、高桂惠《明清小說運用辭賦的研究》(1990)、馬寶蓮《唐律賦研究》(1993)、白承錫《初唐賦研究》(1994)、陳姿蓉《漢代散體賦研究》(1996)、李翠瑛《六朝賦論研究》(1998)、陳成文《唐代古賦研究》(1998)。


[69] 政治大學文學院編《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卷首,1996年12月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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