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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赋汇校点本前言(二)  

2014-08-05 10:48: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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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賦》的體制

 

    作為一部通貫古今的賦總集,《賦彙》的編纂體制首先體現在“通”字上,而作為奉敕官修之書,編者陳元龍的構設體制,也正是最高統治者意旨的顯現。康熙帝這種“通”的思想,不僅體現在他御定、御選的大量文化典籍尤其是文學總集上,而且明確地宣之於口。如在《御製古文淵鑒序》中,他對前朝如《唐文粹》、《宋文鑒》等斷代文章之選提出質疑:“夫典章制度粲然一王之制,前不必相師,後不必相襲,此可限以年代者也。至於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恒通於千載,損益非關乎一朝,此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諸家之選,雖足鳴一代之盛,豈可以窮文章之正變乎?”[1]而在《四朝詩選序》中,康熙則大力宣導讀文當有通觀古今流變的眼光:“時運推移,質文屢變,其言之所發雖殊,而心之所存無異。則詩之為道,安可謂古今人不相及哉?”[2]論詩、文如此,論賦亦然。在御製《賦彙》的序文中,康熙關注賦體之用正源自古今之流變:

春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於是羈臣志士,自言其情,而賦乃作焉。其始創自荀況,宦游于楚,作為五賦。楚臣屈原乃作《離騷》,後人尊之為經,而班固以為屈原作賦以諷喻,則已名其為賦矣。其後,宋玉、唐勒皆競為之。漢興,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流,製作尤盛。三國、兩晉以逮六朝,變而為排。至於唐、宋,變而為律,又變而為文,而唐宋則用以取士,其時名臣偉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入科目。朕以其不可盡廢也。

遵循這樣的主張與目的,陳氏《賦彙》之編的“通”古今之變,又主要彰顯於兩大特徵:

一是兼收古、律以示會通。《賦彙》力圖集前人之大成,故與前代尤其是明人賦集相比,除了對漢魏六朝賦的整理,更多的貢獻在對唐、宋、元、明四朝賦的彙輯,特別是搜集大量的唐賦,表達了編者古、律兼融的觀念。對此,有必要從賦學史的視域作兩方面的說明。一方面是有關律賦之興且用於考功而形成的賦學史之古律之辨與融通。試舉湯稼堂《律賦衡裁·例言》中一段描述:

        律賦之興,肇自梁、陳,而盛于唐、宋。唐代舉進士者……雜文則詩一賦一及論贊諸體也。……天寶十三載以後,制科取士,亦兼詩賦命題。賦皆拘限聲律,率以八韻,間有三韻至七韻者。自五代迄兩宋,選舉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賦,而律賦寖微。逮乎有明,殆成絕響。國家昌明古學,作者嗣興,钜制鴻篇,包唐轢宋,律賦於是乎稱絕盛矣。[3]

此從文體與考功分析律賦之興,尤其是歷述該體興于唐宋、寖微元明、復興清世的史跡,皆緣於科舉考功之用廢,其說明晰而精警。所以從歷史的觀念來看,《賦彙》大量收入唐、宋律賦,是對元、明以來賦集排斥律體的反駁,其現實意義則源自康熙對唐代律賦考功的重視,以及博學鴻詞試律等文制變革的影響與昭示。

度绕性這也就牽涉到另一方面,即歷代賦總集(含文總集中的“賦類”)的編纂與文制變遷的關聯[4]。概括地說,彙聚賦體肇始於《漢志·詩賦略》,魏晉迄唐代,《隋書·經籍志》所載賦集如謝靈運《賦集》九十二卷、梁武帝《歷代賦》十卷等皆亡佚,而文章總集載賦者首推《文選》,唐代高宗朝許敬宗奉敕編纂《文館詞林》一千卷,收錄先秦至唐初詩文,其書雖到宋初已亡佚,但因傳入日本而保留殘鈔本三十卷,尚可見其收賦的零星情況。然觀這些文集收賦,多以時代劃分,且因闈場甲賦未興,故無古體與律體(或稱“今體”)的分別。到宋人集賦則有了區分,以宋初為例,李昉等人奉敕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賦體多達一百五十卷,編者雖求其全,綜收歷朝,然李慈銘批評謂“唐賦居十之七八,陳陳相因,最無足觀”[5],其中實際包含了對大量收錄唐代科舉闈場律體的質疑。與之異旨,姚鉉編纂且成書稍後於《英華》的《唐文粹》僅收錄九卷五十五篇賦,皆古體,以求精而尊體,這其中已顯示了以“古”非“律”的批評取向。由於宋承唐制,科舉考賦日甚,以致有如范仲淹所編《賦林衡鑒》各類闈場賦集,均為律體,以為士子津筏之用[6]。到了元代,前期朝廷曠廢科舉,一些地方考試沿襲宋、金仍考“律賦”,至中期仁宗皇慶二年詔復科舉,及延祐開科,“變律為古”,於是士子皆創作古體賦以備科錄,圍繞其制亦興起編纂古體賦之風。據錢大昕《元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以及宋濂《淵穎先生碑》所載,有如郝經《皇朝古賦》一卷、虞廷碩《古賦準繩》一卷(或著錄“十卷”)、祝堯《古賦辨體》八卷、無名氏《元賦青雲梯》一卷(或著錄“三卷”)、馮子振《古賦題》十卷、吳萊《楚漢正聲》二卷等。從今存祝堯《古賦辨體》與《元賦青雲梯》來看,前錄歷代古賦,以為示範,表達“祖騷宗漢”的批評態度;後輯元人試題七十二題一百一十一篇,顯然皆古體,所謂“選錄以作程式者”(《四庫全書未收書目提要》)。明代不考賦,使律賦幾乎退出賦壇,而綜觀其一朝輯賦之盛,又逸邁前人,或如《文選》系,則有劉節《廣文選》、周應治《廣廣文選》湯紹祖《續文選》等;或如文章總集系,如《文章辨體》、《文體明辨》、《文翰類選大成》、《古文奇賞》等,更有賦總集系,如俞王言《辭賦標義》十八卷、陳山毓《賦略》五十六卷、周履靖《賦海補遺》三十卷、李鴻《賦苑》八卷、施重光《賦珍》八卷等,無不以古為尚,表現其復古的思想取向[7]。正基於唐以前輯賦不分古、律,宋人始分,而元、明兩朝尊古而廢律,陳元龍《賦彙》以集成的心態,尊奉康熙對古賦之“言志”與律賦之“考功”並重的思想,大量收錄唐人闈場律賦,在賦學史上形成具有總結性的古、律融通的態勢。繼《賦彙》之後,清人有大量賦集問世,或偏於古,或專選律,或綜會二者,其取向並無現實的抗爭意義,而多為以“古”濟“律”並尊“時尚”的現實功用與學術思考。

二是由分類觀其大全。《賦彙》搜集先秦至明末賦作(包括逸句)四千餘篇,共一百八十四卷,分正集、外集、逸句和補遺三大部分。正集一百四十卷,分天象、歲時、地理、都邑、治道、典禮、禎祥、臨幸、搜狩、文學、武功、性道、農桑、宮殿、室宇、器用、舟車、音樂、玉帛、服飾、飲食、書畫、巧藝、仙釋、覽古、寓言、草木、花果、鳥獸、鱗蟲等三十個類目,收敍事記物之什,為有裨於“經濟學問”及“格物窮理之資”者;外集二十卷,分言志、懷思、行旅、曠達、美麗、諷諭、情感、人事等八個類目,乃抒情言志之作,為“勞人思婦,觸景寄懷,哀怨窮愁,放言任達”者;逸句2卷、補遺22卷。該書編者“從各人文集及別種書內廣加搜羅”,涉及別集千百種,彙集了先秦兩漢以來大量的賦作,是超越前人收錄先秦至明代賦最為完備的總集,為辭賦研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材料。《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稱其“正變兼陳,洪纖畢具,信為賦家之大觀”。考察《賦彙》因分類而見“大觀”的特徵,既說明了賦體的博雜特徵,也彰顯了編者的博通意識。這又可從兩方面加以梳理與闡釋。

一方面是賦集的傳統。明人胡應麟與清人章學誠都認為《漢志·詩賦略》中的“雜賦”類為“概當時類輯者,後世總集所自始”[8]、“類敘為篇,後世總集之體”[9],這也就由前人對《漢志》有關“屈原賦”等作家分類法的認識,又衍展出“輯類”或“敘類”之法。對照《漢志》“雜賦類”列目,諸如《雜行出及頌德賦》、《雜四夷及兵賦》、《雜中賢失意賦》、《雜思慕悲哀死賦》、《雜鼓琴劍戲賦》、《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雜禽獸六畜昆蟲賦》、《雜器械草木賦》等,已涵括“頌德”、“武功”、“言志”、“哀傷”、“音樂”、“天象”、“禽獸”、“草木”等類別,謂之賦體輯類之始,誠然可信。當然賦體分類,以《文選》“賦篇”十五類影響最大,即:京都、郊祀、耕、畋獵、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如此分類,既繼承《漢志》“雜賦”類別,又結合了漢、晉賦創作的主題,表現出較成熟的賦體分類觀。在這種分類中,賦家反映帝王生活、自然事物、人生行歷、思想藝術及感懷情志等,已能涵蓋《賦彙》中的多數題材。而《賦彙》採取更為細緻的分類方法,多取資於《文苑英華》中的“賦類”。比較《英華》的四十三類與《賦彙》的三十八類,其中相同者多達二十八類,其間的繼承與發展,是顯而易見的。在《英華》與《賦彙》之間,賦集的“輯類”之法亦多,如范仲淹的《賦林衡鑒》分闈場律賦為“敍事”、“頌德”等二十門[10],周履靖的《賦海補遺》分“人事”、“人品”等二十三部,所謂“侈宮室之壯麗”、“指人事之煩多”、以及“文史珍奇,冠舄器用,音樂之部,服食之需,林巒草木之繁,鳥獸魚蟲之異”[11],雖詳略懸殊,則大同小異。值得一提的是,陳元龍在《賦彙》進呈表中特別強調其編纂分類是“上稽乾度”、“俯驗坤輿”等,是針對“元、明而降,體制各殊”,“源流不一,卷帙孔繁”的毛病,所以其取法前賢的分類法又內含糾正與統一,究其本質,仍在尊體制問題。

一方面是類書的傳統。類書與賦體有著重要的聯結[12],而以類書方式編纂賦集,又可以看到《賦彙》對類書傳統的繼承。與對《英華》的繼承比較,《賦彙》受類書的影響亦多,其中尤以唐代歐陽詢的《藝文類聚》和劉堅的《初學記》的編類為效仿對象。《賦彙》為何效仿唐人類書?這與其類書傳統的變遷與發展有關聯。歐陽詢自述《類聚》編纂動機云:“《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比類相從。”[13]顯然兼取前朝《文選》取“文”與《皇覽》書“事”之法,這也就改變了前代類書專“事”而取廣義文學觀編纂類書,以標舉“文事”宗旨。再看宋人劉本為《初學記》題序云:“聖人在上而經制明,聖人在下而述作備,經制之明,述作之備,皆本於天地之道。聖人體天地之道,成天地之文,出道以為文,因文以駕道。……為今人之文,以載古人之道,真學者之初基也。”[14]又將類書的編纂,提升到“文以載道”的高度。正因如此,我們看待《賦彙》取法這兩種類書,應當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具體的分類,重在“分”,如《類聚》分四十六部,《初學記》分二十四部,《賦彙》均有取資,且有所調適於賦集之特徵。對此,蹤凡《〈歷代賦彙〉的漢賦編錄與分類》以漢賦為例,從“拆分”、“歸併”、“調整”、“糾謬”、“刪除”五方面分析《賦彙》對兩部類書的借鑒與調整,其說詳明[15]。而第二個層面宜為理論的意義,則重在“聚”,如果對照前引兩類書的“序”文所言,一則是“其事且文”,“比類相從”的文事兼融,一則是“經制之明,述作之備”,“出道以為文,因文以駕道”的聖學傳統,這恰恰是陳元龍編纂《賦彙》明體制而展示其“大全”的宗旨所在。


[1] 康熙《御製古文淵鑒序》,清徐乾学编《古文渊鉴》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 康熙《四朝詩選序》,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3] 周嘉猷等輯《歷朝賦衡裁》卷首,清乾隆二十五年瀛經堂藏板。

[4] 有關歷代賦集的編纂情況,參見拙文《歷代賦集與賦學批評》,載《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5]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戊子十一月十三日,商務印書館,1920年。

[6] 案:范仲淹編《賦林衡鑒》已亡佚,然序文尚存,可窺其大略。又清人林寶鋆為孫欽昂《近九科同館賦鈔》(清光緒六年上海精一閣刻本)題《序》云:“昔徐鉉集《唐宋律賦》二百卷,是為律賦選刻之始。”考《宋史·藝文志》著錄“徐鍇《賦類》二百卷”,林氏所稱當指此。

[7] 詳見拙文《明代的選學與賦論》,載《南京師大學報》2013年第3期。

[8] 胡應麟《詩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末光雅書局刻本,1979年版

[9]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下《校讎通義·內篇三》,中華書局1985年版。

[10] 范仲淹《賦林衡鑒序》,《范仲淹全集》,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

[11] 陳懿典《賦海補遺序》,載周履靖《賦海補遺》卷首,明書林葉如春刻本。

[12] 有關賦與類書的聯結問題,古人有“賦代類書”說,而其中的創作與批評的意義,詳見拙文《論漢賦“類書說”及其文學史意義》,載《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5期。

[13] 歐陽詢編《藝文類聚》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14] 徐堅等編《初學記》卷首,中華書局1962年版。

[15] 凡《〈歷代賦彚〉的漢賦編錄與分類》,載《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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