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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赋学三论  

2014-06-12 12:16: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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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年以后出现赋学热的原因

 

古典文学的一些文体,随着适宜它生存的时代的逝去,被无可奈何地放进历史的陈列馆中。然而,2000年以来,有一种看似早已失去生命力的文体,却再次焕发了青春,这就是赋。近十余年来,赋体作品纷纷涌现,举凡都市赋、景区赋、学校赋、建筑赋等,层出不穷,著名赋家也一时赶集似的登上文坛,形成新时期赋学热的盛况,与古典诗词的创作相比,非但毫不逊色,且有超过的趋势。在品读这些面貌各异、辞藻纷呈的赋作时,人们不禁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赋这种并非大众化的文体在这个时代产生呢?

赋学热的形成,是与国学热同步的。国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频遭冲击,改革开放初期,国学依旧被忽视,“西学”一直吸引国人的眼球。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时,忽然发现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要想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必须保有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文化即国学的重要性,在多方面的呼吁、努力下,国学热适时出现,传统文学的体裁,诸如古典诗词、古文等文体的创作逐渐繁荣。赋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体,也在这股国学热潮中备受重视,不但楼堂馆所借之以增加文化纵深度,作家也以之实现其弘扬优良文化传统的抱负。

当然,赋作为独具特色的文体,与古典诗词等有着显著的不同,赋学热的产生,也与这种文体的特征密切相关。

首先是盛世气象的描绘需要赋的参与。赋这种文体在中国古代兴盛的时期并不多见,只有汉、唐、宋及清,而这几个朝代又产生过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赋与盛世密切关联,即常言所云“盛世作赋”,国家强盛到一定的地步,赋的制作就自然兴盛。尽管文学理论上一再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但赋作为“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的体制,无论是汉大赋还是后来的律赋,更多的是作为颂扬的文体出现。由于赋所具有的敷陈的特点,更适宜创设一种雄浑壮阔的气象,来渲染一个盛世的到来。当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繁荣昌盛到一定阶段,人民百姓的自信心空前高涨,表达这一种盛世情怀,赋比诗、词更具有优势。所以2009年刘允长先生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唱一支盛世颂歌时,即选用赋这一文体,创造出风靡一时的《大中华赋》。新时期赋的创制,更多的是充分利用赋体的此种功能,以满腔热情歌颂盛世气象。

其次是富足的物质生活非赋不能穷形尽相地铺陈。2007年,《光明日报》推出“百城赋”专栏,面向全社会征集刊登辞赋作品,此举意义重大,被誉为辞赋在中国当代文坛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光明日报》之所以不设“百乡赋”、“百村赋”,而首选“百城赋”,是与赋体文学偏重城市文明有关。纵观赋史,最杰出的赋作以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及左思《三都赋》为代表,提及古代赋体文学,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就是这类作品。城市的建设、富饶的物产、喧闹的商品贸易、丰富的图经方志等内容,由于诗词受限于体制,一时难以将之挫于笔端,而赋的铺排特征最适合将此展现在人们面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镇化步伐加快,现代都市文明空前繁荣,这最能体现经济发展的成果。欲描绘这一番景象,亦非赋而不能。套用许结先生的观点,《光明日报》不设“百城诗”“百城词”而设“百城赋”,实是对赋体文学特征有着明确的认识。经济的发展,也给了人们更多空闲的时间去品味水色山光,一些景区别出心裁,征集景区赋,因为赋最适宜用夸张铺排的笔法描绘风景、物产与历史文化。当游客驻足在巨大的石碑前品读景区赋,一面能领略文学笔法传达的美感享受,一面也能在优美的风景之下感受厚重的文化意蕴,旅游由此也就具有了多重意味。

第三是知识的丰富需以赋显才学。当今世界正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读物占据着书店的柜台和雅舍的书橱,互联网的信息量更是无比惊人,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较从前更为简便快捷且多种多样。腹笥既富,若选择一种文体将之呈现出来,亦非赋莫属。“赋兼才学”,与抒情言志的诗词不同,赋更为重视学问。“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能否作赋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富足的物质生活之余,一些文人雅士不甘于过肤浅皮相的生活,以赋来点缀自己高雅的情趣。同时,由于文献检索的便利,体现才学的赋的写作也变得较为容易起来,如果现在写《三都赋》之类的作品,可能不必呕心沥血花上数年辛苦搜集资料。科技的发达,也为赋的创作提供便捷的途径。

当然,近年来赋学热产生的原因甚为复杂,除以上几点外,诸如媒体的推波助澜,科技化与信息化的传播平台等也为赋学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都是外部条件,赋学之所以成为热点,关键在于赋这一文体的独特性与当今时代需求的吻合。(潘务正执笔)

 

二、2000年以后赋学研究的特点与变化

  新世纪的赋学研究,无疑处在赋学发展史上的繁盛时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一席。从“中国知网”上检索“哲学与人文科学”学科,检索内容“篇名:赋”、发表时间“1979-01-011999-12-31”,检索到的赋学论文约2500余篇。论文发表数“机构排名”前五名是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作者排名”前五名是许结、池万兴、章沧授、伏俊连与龚克昌(并列)、何新文。以同样条件检索“2000-01-012014-05-01”时间段,发表的论文数有近8000篇,“机构排名”排名前五名是西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作者排名”前五名是踪凡、许结、刘刚、伏俊琏与刘培(并列)、孙福轩、冷卫国。

与上世纪的最后20年相比,2000年以后的赋学研究尤为繁荣,论文总数几乎是前者的4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究队伍的规模逐渐壮大,据“中国知网”检索统计,上世纪的最后20年间,发表论文数超过10篇的机构仅8家,发表论文5篇以上的学者仅6人;而新世纪的15年里,发表论文数超过30篇的机构达36家,发表论文10篇以上的学者达35人。

中国赋学研究有两个重点:汉赋与律赋,学界形成“汉赋学”与“律赋学”两大领域。早在1988年许结即在《<汉赋研究>得失探》一文中提出“汉赋学”理论体系建立问题。“汉赋学”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新世纪的15年里,主要就汉赋文献的整理、汉赋与经学、汉赋批评史、汉赋研究史、汉赋文化学等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引人注目的是两部全汉赋注解本的出现,一是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一是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前者重“评”,后者重“校”,各有千秋。汉赋与经学关系深密,冯良方《汉赋与经学》从经学的角度解读汉赋,建言颇多;而许结与笔者合撰的两篇文章《汉赋用经考》、《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则是从汉赋用经的具体文献入手,经、赋互读,将汉赋与经学问题的探讨引向精深化。在汉赋史以及批评史方面,孙晶汉代辞赋研究》、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等都颇有建树。汉赋研究史方面,以踪凡《汉赋研究史论》最有代表性,系统梳理了汉赋研究的历史衍变,是迄今第一部汉赋研究史专著。

“律赋学”是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一个突出亮点。“律赋学”研究主要从律赋立名与成因、律赋文献整理、律赋与科举的关系、律赋创作技巧与理论批评、律赋发展史等具体问题展开研究。陈文新《历代律赋校注》收录唐、宋金、清律赋作品,详加校注,附录有唐抄本《赋谱》校注、《声律关键》校正、《赋学指南》校正等,在律赋文献整理方面功莫大焉。尹占华《律赋论稿》是一部具有律赋通史性质的专著。王良友《中唐五大家律赋研究》、彭红卫《唐代律赋考》对唐代律赋的演进及其特征等问题有深入讨论。刘培《北宋辞赋研究》、《两宋辞赋史》对宋代律赋与文赋的关系有详明探讨。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潘务正《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对清代律赋的论述,尤多精解。

“赋兼才学”,每一篇赋本身即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在古典文学创作领域中,赋体最能体现时代政治文化气象,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辞赋,也是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许结在“辞赋文化学”研究领域用力颇深,其《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赋学:制度与批评》二书,讨论“辞赋”与“文制”的关系,以“制度”的视域探讨辞赋文学的发生与演变过程。

15年来,赋学理论批评的研究逐渐系统化,宏观通史性质的赋论史著作出现,如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何新文等《中国赋论史》等。赋体批评著作也向精深化方向发展,如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伏俊琏《俗赋研究》等。

辞赋文献整理方面成果丰硕,断代性质的总集如龚克昌等《全三国赋评注》、韩格平等《全魏晋赋校注》、简宗梧等《全唐赋》、曾枣庄等《宋代辞赋全编》;地域性质的总集如许俊雅等《全台赋》;通代性质的总集如赵逵夫《历代赋评注》、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等,许结主持《历代赋汇校点》工作也在进行中,这些都必将有力地促进赋学研究的繁荣。

“盛世作赋”,当代辞赋创作兴盛在新世纪的突出表现是辞赋专刊、专栏的涌现,如中国作协主办《中华辞赋》、洛阳辞赋研究院主办《辞赋》、《光明日报》设“百城赋”专栏、《江海诗词》设“辞赋新篇”专栏等,刊发当代赋家赋作,为当代辞赋创作的繁荣推波助澜。当代辞赋创作总集出版发行,如余海波主编《百城赋》、于海洲等主编《当代百家辞赋评注 》和《当代百家辞赋评注续集》等。对当代辞赋予以研究的论文与著作出现,龚克昌《评现代辞赋创作》即对当代各地20名赋作者及其赋作,作了介绍和评价;而王志清《大风起兮》一书即是对当代辞赋作家袁瑞良辞赋作品的评论。
   
2000年以后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的特征,与此相应,大型赋学文献整理的集中面世和当代辞赋创作的兴盛,也必将进一步推动赋学研究的繁荣。(王思豪执笔)

 

三、赋学研究对当下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赋学研究自西汉初年肇端,迄今历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在20世纪初、中叶新文化运动、政治意识形态的冲击与影响下,赋一度被视为“贵游文学”、“形式文风”受到摒弃而沉沦。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赋学又伴随中国政治的改革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呈现一波澜壮阔的新景观,除了层出不穷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其中有大量的硕、博士赋学论文,而且自1990年以来,相继召开十一届国际赋学研讨会,形成包括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韩与欧美为重镇的全球格局,使赋学研究成为当今国际汉学中的重要内涵。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十多年间,赋体创作的繁荣与赋体研究的交互,更集中反映了赋体复兴蕴含的现实意义,其对当下文化建设的意义与价值,也值得思考。

回答这一问题,宜区分学科意识与文化意识。20世纪新教育观在高等院校的体现,其中一大显征即学科的建设,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文体,赋以“一代文学之胜”雄踞汉代文坛,所以萧统《文选》辑文以“赋”冠首,可正是这一重要文体被20世纪前数十年冷落,这也就造成了研究的“空白”。于是,近三十年的赋学研究形成一种强势回归,可谓“反弹”与“填补”,在学科建设的发展情势下,赋的研究有了较为突出的贡献。由此引申于文化意识的观照,再解读赋学研究对文化建设的献益,这又必然超出纯粹“学科”的范畴,而具更为广远的意义。有人曾问我千百年来人们为什么钟情于写赋,我戏答:是中国人的脸面。这首先要了解有关赋的三点知识:

一,赋是什么?班固说“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汉书·叙传》),刘勰说“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魏收说“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其中的“博物”、“包容”与“才学”,为任何文体均不及。我们阅读古赋作品,其描写游猎、藉田、朝会、祭祀诸典礼,彰显的无不是“天子礼仪”,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形象”。

二,赋做什么?历史上赋家是第一代冠以作者姓名的文人,赋成为文学具有独立性的最初存在。它之所以受到历朝的重视,诚如班固《两都赋序》说的赋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与“抒下情而通讽喻”,换言之,赋这种描绘性的文体,最能够宣扬国家的成就与美德,和将民众的需求抒写出来以达上听。比如汉大赋多为当时宫廷的“语言文学侍从”所献,与其礼乐制度的构建切切相关,这正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化”精神。

三,赋观什么?这主要突出于两方面,即观才学与观风采。自汉人开启的“献赋”传统,赋作为国家的正统文学,始终成为考察文化人“才学”的标准,这发展到唐宋以后科举“考赋”,形成“诗赋取士”制度,赋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需求,又成为与国家文制结合最紧密的文体。同时,由于赋兼才学,其又成为外交使臣国际间交流的文学窗口。例如明朝湛若水出使安南,董越出使朝鲜,分别有《安南》、《朝鲜》赋作,至于高丽使臣来中国求购《二京赋》,桑悦因无人创制而感羞愧,于是奋笔铺藻,赋写好卖给了高丽人。赋的宏阔与典雅,成为古代外交使臣的修养,是面对外宾的光华,也是中国文明与风雅的一体显现。

合此三点,正契合我国古代的“礼乐”、“科举”与“宾仪”制度,古人“治赋”(研究赋),或重其“体国经野”的气象,或重其“音律合度”的技法,与此相关。而对这样一种极具中国特色(国外没有与之对应的文体)的赋体,我们在考量其历史价值的同时,自然可以生发出有关研究的当下文化意义之思考。

思考之一:当今中国文化的建设,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重构“中国形象”,包括强大、富足与文明。而我们研究自古迄今的“中国赋”传统,尤其是以汉人创作为代表的“闳衍博丽”的大赋,张显的是一种宏大的气象,这其中又有三大内涵:分别是“一”,即统一。例如历代京都赋的抒写,无不赞美“王道”、“汉京”之德教一统,其中如清人创作多篇《台湾赋》,归心王化,就是例证;“治”,即王道政治,赋家讴歌的“文德既昭,武节是宣”(张衡《东京赋》),实为典型;“和”,即治礼社会,所谓“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班固《西都赋》),统一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得到艺术的体现。

思考之二:当今中国的文明,在于责任的担当,如何改变目前尚存在的“中国制造”与“中国游客”一些不良印记,关键在“文雅”人生的毓养,这又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培育切切相关。由于近代中国耽贫积弱,强调“事功”与唤起“民众”成为一时最突出的文化责任,落实到文学及研究,也多倡导“乡土”与“俚俗”,日积月累,渐渐淡褪了传统文学的“雅”的精神。而赋体恰是雅文学的典型,所以由先秦“赋诗言志”延展而来的“献赋酬酢”,表现的是士人的文雅与外交官的风范。乃至当前的城市、区域、楼堂、景点,也还多以“赋”彰显其美,而不仅依赖“广告语”,这也算对社会风雅的崇尚。

思考之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根源于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与采取什么方法,古法今事,固然不同,但其中也有值得借鉴者。治赋学者,对古代的“献赋”与“考赋”必然关注,然为什么以考赋为考功,其价值如何,弊端甚多,质疑亦多。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古人选材,技能培训主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完成,而“科举”取人,要在文化知识基础,重视才学的考查,所以古人说“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孙何《论诗赋取士》)、“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遍读《五经》”(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考赋时久,正缘于此。因为赋兼才学,饱学方能为赋,通过研究赋体的这层功用以及典型示范,其对当下惟“分”是举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无不鉴戒。

略举三端,已溢出学科建设即“古典文学”教学之外,算是我对赋学研究之于当下文化建设之意义、价值的零碎思考与回答。(许结执笔)

本文已刊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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