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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气终超万物表  

2012-08-21 22:02: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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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气终超万物表

—— 姚鼐《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品鉴

 

    被文学史家奉为集桐城派之大成的姚鼐,其人生的转折点在四十四岁那年。这一年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于夏秋之际因“疾”辞去四库馆编纂官职,冬十二月取道新城、雄县、阜成、平原,赴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颍)任所,在岁除日与子颍同上泰山,登日观峰,翌年正月元日下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登泰山记》。对这篇文章人们耳熟能详,却不太注意姚鼐在写此文前已创作了一篇七言古诗《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抒写了登泰山时的情怀,其中内涵一种人生的大转折与大觉悟。诗云: 

 

泰山到海五百里,日观东看直一指。万峰海上碧沉沉,象伏龙蹲呼不起。

夜半云海浮岩空,雪山灭没空云中。参旗正拂天门西,云汉却跨沧海东。

海隅云光一线动,山如舞袖招长风。使君长髯真虬龙,我亦鹤骨撑青穹。

天风飘飘拂东向,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海右天鸡才一唱。

不知万顷冯夷宫,并作红光上天上。使君昔者大峨眉,坚冰磴滑乘如脂。

攀空极险才到顶,夜看日出尝如斯。其下濛濛万青岭,中道江水而东之。

孤臣羁谜自叹息,中原有路归无时。此生忽忽俄在此,故人偕君良共喜。

天以昌君画与诗,又使分符泰山址。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

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大地川原纷四下,中天日月环双循。

山海微茫一卷石,云烟变灭千朝昏。驭气终超万物表,东岱西峨何复论?

 

全诗共40句,280字,凡五转韵,而意随韵转,亦可分为五层次:

首四句为第一层次,诗人落笔破题,点明所游之地泰山及其“日观”之峰,以“万峰海上”状其旷势,以“象伏龙蹲”摹绘山形,写出黎明前山色蒙昏与山气浑沦之情状。

次十句为第二层次,诗人以纪游的叙事之笔描述了与子颖由夜半到清晨登山的经历见闻,其中以“海隅云光一线动”为转折,逗引出登绝顶观日出之壮丽景象。在这段描写中,诗中最精彩的是两重形象的交互:一是自然的形象,诗人以“山如舞袖”展示其山形蜿蜒;一是人物的形象,诗人分别以“长髯”如“虬龙”摹写“使君”(子颍)、以“鹤骨”撑立于“青穹”之间自状,这种仙风道骨的形容与气质,喻示了一种超越人寰、遗弃俗累的精神。

次四句为第三层次,诗人承续前言“拄杖探出扶桑红”的极形象而生动的描绘,直面日出时的景观,以“金轮”从“地底”而“几及丈”描摹太阳喷薄而出的情景,复以“天鸡”啼晓之“一唱”,既明其时态,又状其速度,再承以“万顷冯夷宫”之神氛与“红光上天上”的彩绘,融织时空,构成一幅壮丽而浑茫的泰山日出的图画。

次十二句为第四层次,诗人以插叙的笔法,忽然将眼前情景转向回忆,假朱子颍曾任职蜀中而登峨眉之巅的往事,拟状仕途之艰难,并以自喻。登高作赋,抒写心情,是古人游山行吟之常态,而在这里,作者以“峨眉”与“泰岱”对举,同为“观日”,即诗言“夜看日出尝如斯”,然则却笔锋一转,蓦然插入“孤臣羁迹自叹息,中原有路归无时”的感伤,其中蕴涵的子颍当年远放西蜀的不遇与诗人为官坎坷的经历,将两种观日的心境砉然划开。有此铺垫,才有了诗意由“孤臣羁迹”向“故人偕君良共喜”的转变。所“喜”何在?在泰山之观日,在友朋之相携,在“天以昌君画与诗”的诗情画意。

末十句为第五层次,诗人以极开阔的视野展现景致,抒发议论,寄托情怀,演绎出一种高大宏深的自然境界与人格境界,使全诗的收束既“迂回荡漾,余味曲包”(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评姚鼐诗文语),又以“识胜”,而“矗立云表”(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评姚鼐语)。诗中“乔岳身”一语具有“化身”之妙用,以“山岳”与“心志”的互文,再将眼前“金轮”、“红光”化入诗人胸中的“光明暾”,有此胸襟气象,我们才能感受到诗人笔下的“岱宗顶”、“大地川原”、“中天日月”、“山海微茫”、“云烟变灭”等等一切物象与景象,均成为意象与象征,是一种自然力而产生的想像力,为诗灵揭开了“驭气终超万物表”的心境与意境。所以诗人最后以一问句“东岱西峨何复论”回澜曲包,承接前述“西峨”(峨眉)之“羁迹”与“东岱”(泰山)之“共喜”,取意王安石《明妃曲》“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再次将人生的“忧”与“喜”解消于大自然的美景。

姚鼐完成这首即兴之作《登日观观日出》诗,下山后又立即创作了《登泰山记》以记述此次游山之本事及情景,而合观诗、文,虽因体裁不同,各有千秋,然其描绘之精微净洁,意趣之神俊高远,均属名篇。例如其记述观日出之景,诗以散点透视见长,围绕日出景象的诗句如“海隅云光一线动”、“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并作红光上天上”等,皆分散于诗的整体结构,其中不时穿插人物形象与心理活动(如“使君长髯真虬龙,我亦鹤骨撑苍穹”),参与诗境的构建以得其理趣。而散文则或异,姚氏在大量描述登山情景的言词铺垫后,则集中笔墨刻画观日的过程:“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皜驳色,而皆若偻。”日出之景象伴随观日之情形有序写出,以详密丰赡之风格而异于诗作中的简略跳跃式的构篇。姚氏论文章之法,重八字箴言,即“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前为“文之粗”,后乃“文之精”(《古文辞类纂·序例》),由粗入精,方得其义;又谓为文之道,在兼得“义理”、“考证”、“文章”(词章),倘若“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述庵文钞序》),这篇《登泰山记》虽为记叙之文,却被后世评论家奉为兼得其美的典范之作。同样,这首登泰山观日出之诗虽鲜有人问津,但对照姚氏诗论强调的杜公诗“布置格局,开阖起伏”,以及诗境往往“忽然悟入”(《复刘明东书》)的妙意,此诗之格局开阖起伏,意境之回环跳跃,词章之清丽,义理之深婉,自为上乘。

推敲作者之意,诗中赞美泰山观日之明丽及“偕君良共喜”的情氛,个中趣味还在所言“天以昌君画与诗”一语,值得阐发。诗与画的关系,自苏东坡评说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巻十五“王摩诘”条),诗画交融,已成为作家尤其是纪游、写景诗的审美追求。只是姚鼐诗中所说的“画与诗”则有本事可考,即朱子颍不仅与他有诗作唱和,姚氏同样有答和,如《次韵子颍送别》三首之一云“盘盘泰山石,终古不相离”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朱氏擅长绘画,当时就创作了丹青作品《登日观图》,姚氏也因此撰写了题画诗《题子颍所作登日观图》。其诗云:“穷腊阴凌蔽暮曛,高岩孤迹此偕君。前生定结名山诺,到死羞为《封禅文》。岂有神灵通默祷?偶逢晴霁漫怀欣。却从元旦官斋静,看扫沧州万里云。”这首题画诗中的横扫“万里云”的壮怀气概,与其对司马相如撰《封神文》谀圣媚时的批评,同样表现在姚氏的《观日出》的歌词间。这里应该特别强调,如果将姚氏的题图诗与朱子颍的《登日观图》加以比较,其图像意识与真实情景则远不及《观日出》歌随物赋形,生动活泼,因为姚“诗”与朱“图”是对这次泰山之游、日观观日的真实而形象的摹写与描绘。回到诗中的情境,那“象伏龙蹲”的山形,“浮岩空”的云海,“云光一线”的微熹,“金轮及丈”的光焰,“山海微茫”的气象,“云烟变灭”的奇幻,以及“长髯”的使君与“鹤骨”的自我,无不展示出一张张或风景或人物的画面,并构成一整幅绚丽多彩的“纪游”画卷。而对这首诗的欣赏之所以能够化“语象”为“图像”,不仅因为诗中本身的图像化特征,还在于作者素喜以“诗”赏“画”,而显示出特有的诗画连体的图文互访意识。翻检《惜抱轩诗集》,作者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中,署名“题图诗”者多达94题计105首,这既是诗人的偏嗜,也是我们分析这首诗时所感受到“图像化”审美的有力的佐证。

在华美的词章的装饰中,我们绝不应忽略该诗的义理所在,这标示着诗人此次游泰山的意义,也就是他人生的一次最大的转折点。姚氏曾论诗谓“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荷塘诗集序》),读这首诗的“文”中之“质”,“艺”内之“道”,正是其中隐含的诗人“到死羞为《封神文》”的决心与“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的气度。因为在姚鼐的早年仕途并不顺遂,他自乾隆十五年(1752)乡试中举,过了十三年才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应礼部试方如愿以偿,进士及第后官运却清冷,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始被保荐为记名御史,历任兵部主事、礼部主事、地方考官及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设四库全书馆,被荐入馆充纂修官,他才觉得自己的才华得其所用,于中黾勉勤励,撰写了大量的集部提要(存《惜抱轩书录》)。可惜好景不长,仅一年时间姚氏就因与戴震等人在“汉学”与“宋学”的态度上发生激烈争执,赞美宋学尤重程朱理学的姚鼐因受排斥,愤然离馆,故有此由北地南归之行。这次离职对姚鼐的心理打击甚大,所谓因“疾”(病),多为托词,从此他不仅离京未返,而且“婉拒”刘统勋、梁阶平荐举御史职,再没有做过任何官。正是在此心境下作者顺道访好友,游泰山,登日观,看日出,作诗文,故于诗作中既有“孤臣羁迹”的惆怅,也有“岂复犹如世上人”的解脱,更隐含了“鹤骨撑苍穹”的高远志向。如果我们再对照姚鼐离馆后的行踪与作为,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姚氏在离职后的第三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就应朱子颍之邀赴扬州任梅花书院山长,自此他先后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达四十年之久,培养了大批学子,成为一代古文宗师。问题在于他不仅是以教学为生,更重要的是在自觉地贯彻他心中的一种意志,那就是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汉学考据之人分镳立异,回归词章之学,开辟桐城宗派。因为就在姚鼐主持梅花书院讲座的翌年(乾隆四十二年),他就趁为其师刘大櫆贺八十寿辰之机,借程晋芳、周永年之语“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以自标榜,桐城开派之心志,已昭然若揭。

然而这一心志在这首《登日观观日出》诗中有否透露?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如果把握其中的关键词,我想就是诗中所言“即今同立岱宗顶”的“岱宗顶”三字。岱宗乃泰山之别称,而泰山之尊,源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语),因文化圣人而成为文化圣山,诗圣杜甫作《望岳》诗,中有“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气象与“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而姚鼐这次登泰岱,写下了一批诗文作品,而且对其文艺观也产生巨大影响。在朱子颍逝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姚氏为亡友诗集题序时还追忆当年登泰山的情形,并提出了著名的“文章之原,本乎天地,阴阳刚柔而已”(《海愚诗钞序》)的“阴阳刚柔”说,其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两人并立“岱宗顶”影写杜诗的图像。而在诗境中,因立“岱宗顶”所看到的“大地川原”、“中天日月”、“山海微茫”、“云烟变灭”,又因诗人缘于景观而不拘于图像所表达的“驭气终超万物表”的心胸与气象,其中内涵的心志与觉悟,对往后人生的影响及铸造,特别是作者“南归”后立宗开派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

 

 

作者按:本文将刊《古典文学知识》今年第五期。

又按:忆三十多年前,曾写此同题文,投稿屡碰壁,作罢,稿件亦失。今春客寓香港,授“方姚文”,再读《惜抱轩集》,忽生奇想,倘将当日旧稿再投诸报刊,未知能用否?然时过境迁,文墨已渺不可觅,于是回思前尘,参以新义,成文投寄,发表与否,已在彀中,不复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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