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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与地域之我见  

2012-05-02 11:21: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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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与地域之我见

 

 

 

    因受“洛阳辞赋研究院”之邀,有幸参加“地域文化与辞赋学术研讨会”,而洛阳素为人称誉“辞赋之都”,且自古及今赋家咏洛赋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彰显了辞赋创作与地域文明的关系。推扩而言,在历代辞赋创作中,大量的“地理赋”、“都城赋”及区域“风俗赋”,无不展现出地域文化的风采,即使具有大一统意味的天子“游猎赋”、帝国“京都赋”,同样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借“子虚”与“乌有”之口表彰楚、齐风光,借“亡是公”之口赞美帝京之“上林苑”,虽意函四海,然其中景物描写如“八川分流”皆西京地貌。至于班、张“两京”之作,左思“三都”之赋,也是先写区域之景而后明帝都之义。缘此,就地域文化与辞赋而论,则又可落实到辞赋这一文体的创作特征,阐发其普遍的意义。本文着眼于此,试为辟发,拟依“三才”之道,略陈三点想法如次。

 

一、       天:空间与辞赋

 

赋是一种空间的艺术,或谓以空间为主,以时间为辅的创作格式,形成与地域的空间对应。试观古人的相关论述:《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所谓“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尸佼语),其中内涵了赋的空间意识;左思《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其于“稽”、“验”之中,隐含了赋体与图志的关联;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论赋云“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取资《周礼》之“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地官·司徒》),实与古地理“划野分州”的思想相关,其根本又在取则天象。而由“赋家之心”来看赋作的空间意识,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由“方国”到“中国”,代表了都城赋描写思想的区域性与中心论;二是由“横体”的“方志”体例看辞赋的体式,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先说第一点。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云:“赋家极轨,要当盛汉之隆。”所谓“盛汉”指的是“武、宣之世”,其时赋体之兴如班固所言:“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值得注意,汉大赋的发生与完形,与武帝“崇礼官”有关,这“礼”表现于定正朔、更服色,立乐府,考文章等一系列政治的行为,具有极其广泛的意义。可以说,当时赋家的制作与乐府歌诗的采集、太学制度的建构、“太初历”的制定都形成共时特征,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君主政治下的“天子礼”的完成,或谓之文化大一统时代的肇始。在这其中,参与“太初历”编制的司马迁撰《太史公书》,其“究天人之际”的想法应该与赋家“苞括宇宙”的创作相埒,且皆落实于实践,即政治上取则天象的“画野分州”。如《史记》之《天官书》列东、南、西、北“四宫”,列述星官分野之法,而复尊“中宫”,所谓“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虽与武帝信方士之术而尊“太一”之神有关,然其强调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汉书·司马迁传》),则是当时共有的新的思维模式。这里面包含由“中宫”(朝廷)统摄“四宫”(方国:郡县与侯国),由“区域”(四宫)拱卫“中央”(中宫)的互为关系,而在赋家创作中,譬如相如“天子游猎赋”的描写,正是这一思想模式的形象化表述。由此我们再联想到前贤所言“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刘师培《论文杂记》),追溯春秋战国之世邦国与京畿、邦国与邦国间行人的交往,与“赋”相关者有二:一曰“赋物”(贡纳或互赠),二曰“赋诗”(礼仪与言志),其中内涵了邦国(区域)的特征与荣誉,尽管这动词之“赋”转向名词之“赋”(赋体)有着诸多的因素与环节,但其区域性的“赋”却隐寓于后世的赋体文本中,在漫长的大一统帝国政治文化下地域赋的丛出不穷,均昭示了赋家心中的区域性与中心论之创作风采与主旨。

再说第二点。古代大量的“都市赋”与“地理赋”创作,其描述内涵与创作方式都有类似方志的情形,如左思的《洛都赋》类似洛阳地方志,程先甲的《金陵赋》类似金陵地方志,徐干的《齐都赋》、刘桢的《鲁都赋》、庾阐的《扬都赋》、赵孟頫的《吴兴赋》、褚邦庆的《常州赋》等,莫不以描写地域山川形势及风物人情为旨趣。而赋与方志,其间同样有着创作的本原意义。对此,古人论述甚多,例如清人陆次云说:“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北墅绪言》卷四《与友论赋书》)值得一提的是赋代方志对方志的编撰有着本原的意义,而由方志的编撰之法反观辞赋的创作,亦可见其共同的空间构造而展示区域特征的。方志就写实言,同于历史,即章学诚谓“志乃史裁”(章学诚《书〈武功志〉后》),然撰写方式与史书比较,则“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同前《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赋家亦然,其写作征实如史志,而以“横体”形成宏大的体物与叙事结构,尽同方志。因此,赋为了铺写与张扬某一特有空间(区域)的物态与文明,也就自然形成赋体的特征,诚如刘熙载《艺概·赋概》所说:“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赋博。……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

 

二、       地:文物与辞赋

 

赋体的铺张,重在体物,其与地域文化的关联,突出于文物之盛。刘勰《诠赋》论赋“铺采摛文,体物言志”,然所体之“物”,又与赋创作的重“类”意识相关联。故袁枚认为:“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然则类兼“物类”与“事类”,赋家体物,实含事类,故曹丕《答卞兰教》谓“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而赋家对地生物产的关注与描绘,正构成铺采摛文与地域文明的对接。

赋家关注地域文物形成的“类”意识,同样具有辞赋创作的本原性。因为汉赋的兴盛,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博丽”(文词繁富)的文本形式,实与汉人的“知类”精神及思维方式相关联。冯友兰考察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新事论》第一篇《别共殊》),换言之,是汉人将先秦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完成了一种“类”的意识。其中最典型的是董仲舒所建构的经学化的宇宙图式。他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论天、地、君、臣,即以“天”之“为尊”、“为仁”、“为神”、“为明”、“相承”、“为刚”、“成岁”、“生杀”之用,与“地”之“事天”、“养阳”、“为忠”、“为信”、“藏终”、“助明”、“助化”、“致义”之用,通过“取象”、“比类”之法,形成异质同构联系,并将天、地、人、阴阳、五行合成“天之数”,其中五行(木、火、土、金、水)与司行之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空)、行为规范(仁、智、信、义、礼)类比、综合,形成完整的政治社会秩序与道德思想结构。于是落实到赋家对相关文物系统的展示来看,最常见的是两种方法:一是横向罗列,一是纵向程序。前者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上林苑”中“山水”、“鸟兽”、“果木”、“人物”诸类的描绘,试举其中“果木”一段:“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楙。攒立丛倚,连卷欐佹,崔错癹骫,坑衡閜砢,垂条扶疏,落英幡纚,纷溶箾蔘,猗狔从风。藰莅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还乎后宫。杂袭絫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如此罗列数十种果木,或真或幻,无非是炫耀作为地域特征的上林之物态繁荣。然观其对众植物的描写方法,则是以类相从,构成“事类”化的名物系统。如果说这种描写体现于静态铺排,则纵向程序对名物系统地展示,更多体现于活动之中,属于一种动态地描绘。如张衡《西京赋》写京都平乐观前的“百戏表演”,即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百戏活动及名物“事类化”,给读者列出了节目程序表,其中包括“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硬气功”、“手技”、“双人走绳”、“化装歌舞”、“幻术”、“杂技”、“魔术”、“驯兽”、“马戏”等一系列的表演活动,并通过大量的实物、幻物、真人、神人、道具、动作等词语的堆积,形成了纵向的“类”的文物系统。

由此可知,赋家知类体物,已包括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两方面。关于自然之物,赋家笔下所描写的山川、地势、物产、气候、关隘、名胜、鸟兽、花卉等,不胜枚举,而其情之所钟,尤在“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刘知几《史通·杂述篇》)的人文物态。例如赋写“蜀都”(今成都),扬雄的《蜀都赋》作为目前存世的最早的一篇都邑赋,已着眼于蜀都“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轸幽輵”的市廛,而其赋中描写的最精妙处,则在蜀中美食。如其谓“有伊夫之徒,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山麇髓脑,水游之腴,蜂豚应雁,被晨鴳凫”等一系列的描写,堪称汉代“川菜”的最初呈示。同样,左思《三都赋》写蜀地商品贸易,极为详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这里对蜀都货物丰盛,商贾富足,市廛喧闹景象的描绘,其实是一种写实手法,也是辞赋描写区域文物特征最直接的展示。

 

三、人:风俗与辞赋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论文学与地域关系时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并举屈原赋为例:“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而在《辨骚篇》中他论屈原《离骚》的文学特色具体分析了四个特色,即“诡异之词”、“谲怪之谈”、“狷狭之志”与“荒淫之意”,这“异乎经典”的特征正与楚地风俗相关。因此,地域与辞的关系,最根本的还是一方水土而有一方人物,而“人”的精神风貌又主要通过地方风俗而呈现其区域风采。

赋家对地域文明的表彰,均兼有历史与现实的眼光。例如左思《魏都赋》写邺城制度,即追溯历史,所谓“经始之制,牢笼百王。画雍豫之居,写八都之宇。鉴茅茨于陶唐,察卑宫于夏禹”;写田畴农产,则转写眼前景象:“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具体而论,又突出体现于两方面:

一是对地区山川、疆域及其风俗的人文关怀。如写山川,孙绰《游天台山赋》云:“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也。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又如写园林花卉,王十朋《会稽风俗赋》云:“牡丹如洛,芍药如扬,木兰载新,海榴怀芳,鞠山黄花,兰亭国香。天衣杜鹃,东山蔷薇,湖映香雪,鉴生水芝,鸳梅并蒂,仙桂丹枝,司花骋巧,天女效奇。”这里既呈示出各地花卉的区域品牌,又描绘了会稽植物园中的综会景观。再如赋写地区市廛与宗教,前则可举徐松《新疆赋》为例,其谓边区市场之奇异“若夫七日为墟,百物交互,征逐奇赢,奔驰妇孺。则有红花紫矿,黄牙白坿,蛤粉堆青,晶盐耀素,鸡舌含香,马乳垂露……复有迷迭兜纳,珊瑚玻璃,咸梯航而入市,列阛阓而炫奇”;后则可举和宁《西藏赋》为例,其谓布达拉宫之雄丽“若夫达赖之居布达拉也,丰冠山之层碉,奥转螺之架阁。浩劫盘空,埤堄错落。路转千迷之道,心入摩提;人登百夫之梯,神栖般若”。赋中所述自然与风俗,皆亲历所见,形象生动,色彩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精彩的审美价值。

二是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赞美。赋家初出于礼官,刘勰所谓“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文心雕龙·时序》),故其居朝廷则描述天子之礼,游外方则重地方礼俗。试观程先甲《金陵赋》描写金陵旧俗清明南郊墓祭:“清明则纸鸢遗制,汇于南郊,弥山被谷,蹴尘起嚣。冰弦憀亮,高闻九霄。暨夫游人之踏青品泉者,聆远睇遐,耳侧首翘,相与骛乎雨花之坳。”又记述暮春东郊赛会迎神:“至若暮春三月,乡人赛会之时,迎神于祠宇,舁周游于九逵。居庸崇其古祀,东岳肃其灵旗。銮和宛潬,凤盖棽丽。车骑雷动,幢葆蜺驰。戟鋋赮驳,扈侍猋随。赭衣道属,缧绁配藜。韵铿鍧兮钲鼓叩,音嗷嘈兮筦箫和。”金陵旧制,犹如一幅风俗画卷,展现在眼前,赋家的礼赞之笔意无疑呈现了地域动态之美景,给人以阅读的亲和与享受。

以上从空间意识、文物景观与人文风俗三方面对辞赋创作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略作思考,一己之念,若心灵虚舟,飘泊海隅,岂敢自是,求教方家。

 

 

                         2012年2月15日于香江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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