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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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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届国际赋学会的总结发言  

2012-02-04 18:30: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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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赋学界各位同仁,今天我们相会在美丽的泉州,欢聚一堂,讨论赋学,其乐融融。短短的两天时间,我们畅所欲言,精彩纷呈,论辩考量,切磋学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刚才刘伟生、苏瑞隆、王晓卫三位教授分别对三组的发言已作了精彩的回顾与小结,使这次赋学会的讨论成绩得以集中展示,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我想,泉州是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座开放的城市,是一座面向海外、胸襟开阔的城市,而赋又是一种“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文体,赋家具有博大的胸怀与丰富的知识,而在这座城市召开了“第九届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在座的诸多境外学者跨洋渡海来到这里与我们共同研讨赋学,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古人说,“会须作赋,方为大才士”,赋兼才学,尤重胸襟,我们研究赋学的人,绝不能孤陋寡闻,固步自封,而应开阔心胸,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潜心研究,为开拓赋学研究的新视域不断奋进。

下面我仅就有关赋学研究的三个问题,或三重关系作一简略的阐述:

一是研究与普及的关系。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学术有着自身的严肃的规律,来不得半点的轻浮与虚骄,我们从事赋学研究的学者也是这样,要以严谨甚至“严酷”的态度对待研究,这样才不至于在当今学术浮躁的气习中迷失“自我”,伤害学术。在这次会上,有位台湾学者批评一些大陆研究者不关注研究资讯,不重文献,其研究成果其实已是“陈词滥调”,并且询问是不是你们流行的研究方法?我的回答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如果层出不穷,成为群体现象,那造成的“误解”将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研究从来就有两种视野:一是由源到流,这样才能清楚学术的源头及其发展之脉络;二是由流溯源,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当代学术研究资讯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不至于“自我作古”。当然,在今天文化“快餐化”、“大众化”思潮下,我们的赋学研究也不能自我封闭于“象牙塔”中,要处理好研究与普及的关系。其实普及也是多层面的,比如就研究而言,我们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全汉赋校注》、《全唐赋》、《宋代辞赋全编》、《历代辞赋总汇》、《历代赋汇校点》以及诸多的辞赋选本,均有普及赋学研究的意义。而开设相关讲坛,编写普及读物,特别是通过电视影像宣示与传播赋学知识,使辞赋得到更多的受众,也具有推动赋学研究的作用,值得肯定与倡导。但绝不能一味追求受众体的扩大而“媚俗”,从而伤害学术自身,我想这是每个赋学研究者必须承负起的责任。

二是古典与现代的关系。赋是古老而典雅的文体,我们治赋,也是古老而典雅的学问,这种研究的经典性与学术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这需要从文献、文本到理论批评,自古及今,已形成了一种学术研究的伟大传统。今天我们动辄谈“现代性”,所谓“现代”意识的批评,是“双面刃”,一方面由于过份强调“现代性”而扼断了中国自古及今的学术生命之流。朱熹曾感叹这种学术生命之流时说“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而我们往往过度将人阶段化,什么70后、80后、90后、00后,动辄“代沟”,我读孔子的话,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我们与孔子也没有“代沟”呀!学术犹如一条长河,绵延不息,奔腾向前,赋学研究也是如此,每一时代的学人,包括我们每一个学者,都是长河中小小的浪花,如何使我们这朵浪花显得绚丽多彩,如何使我们这一时代的河流显得绚丽多彩,全靠我们的修行、精进,特别是对赋学研究的虔诚与奉献。另一方面,“现代性”又给我们以启示,立足于当代学术的前沿,用今天的眼光与方法审视与研究历史的学问,才能使古老的“赋”不被视为“笨拙的恐龙”,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巨龙”。当然,由古典到现代,我们的研究视域应更多地关注一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关注其中的学术聚焦点。例如民国(1912—1949)时期的辞赋创作与研究,就可以视为由传统赋学研究转向现代赋学研究的历史转折点,其实,只要我们稍稍翻读一下大量的民国期刊,就会看到那一时段丰富多彩的辞赋创作与研究,也就不会误认自“五四”以后赋学归于沉寂而湮灭无闻。赋学的衰落,是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对历史上“宫廷文学”的批判,而同时港、台学者的研究也没有衰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赋学研究的复兴,何新文教授在本次会议提交新世纪十年辞赋研究的述评,均彰显了赋这一古老学问的现代意义。

三是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文学的创作就没有文学的理论,一切理论批评都是建立在创作的基础上的;同样,从大量的历史创作中提升出来的理论,又可以指导当代的创作实践。近数十年来的赋学研究成绩,是学界有目共睹的,而近十年辞赋创作的兴盛,却为赋坛增添了新气象。赋学研究与赋体创作如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已是不可回避的新课题。辞赋创作的学者参与,不仅是学者参与创作实践的简单问题,而是应膺负指导创作而使之健康发展的历史使命。赋体犹如人体,人有黄种、白种、黑种,又有男性、女性,同样有高、矮、胖、瘦之别,但必是“人”,而非其它,不能成为“四不象”。赋体发展亦然,有骚体、散体、律体等等,且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有变化,郭绍虞发表于1927年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已对此有所探讨,并提出“语体赋”创作的构想,但无论如何,必定是“赋”,而非碑、志、铭、赞。因此,赋创作要有创造,也要有规范。我试想,赋是有韵之文,如果写赋仍依据《广韵》或古代科举考试用的《礼部韵》等,是否“食古不化”,所以大家能否齐心协力编撰“新赋韵”,编写一些指导赋创作的知识性读物,或有益于当今辞赋创作水平的提升,也使研究与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上三点,仅本人临时应对“发言”的信口清谈,偏颇之处,请在座学者不吝赐教。

我之所以谈到上述问题,最根本的是学术研究必须回顾历史,立足现实,走向未来。其实我们的赋学会工作与历届赋学研讨会的召开,也具有了学术史的意义。忆昔衡山、江油,一二届全国赋学会的召开,继后自1990年至今,我们走过济南、香港、台北、南京、漳州、成都、兰州、昆明,到今天相聚泉州,从首届国际赋学会到第九届,风雨同舟,自始至终,由中可见中国学术研究发展而壮大的缩影。苏瑞隆先生刚才与我谈到学会的会员制,并提出创建赋学研究网站的设想,是极好的建议。现在学会出版了不定期理论刊物《中国赋学》,又与洛阳辞赋研究院合办了融创作与评论于一体的《中国辞赋》,这是我们共同的赋学园地,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也盼望赋学会在民主化、制度化的基础上,能够“苟日新,日日新”,为赋学的研究增益更多的活力与成果。在一代代学人的传承中,在赋学会定期召开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得到一次次的学术滋养,同样也获得一次次的心灵感动。我们为本次赋学会在泉州师范学院领导的帮助与指导下,在于浴贤老师精心筹划与艰辛劳作下,得以胜利召开与圆满成功而感动,特别是参加会务组工作的老师与同学们,你们无私的奉献令我们感动,我们与会代表真诚地感谢你们。大家会永远记住这次会议优质的食、宿和令人难忘的文化考察,然而这只是表面的,因为每次办会的人是经受了多少精神的折磨与困惑,才能收获到闭幕式上的成功与喜悦。

我们期待更多的成功与喜悦。谢谢大家!

 

(原载《中国辞赋》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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