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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日志

 
 

“方、姚文”课程讲授提纲  

2012-02-20 22:12: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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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方(苞)、姚(鼐)文

 

第一講:方、姚與桐城派

 

桐城派是中國文學史上歷時最久、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譽者有“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之說,毀者則有“桐城謬種”之詆,孰是孰非,歷來爭論未休。但作為一文派,桐城文學之興,實醞釀於明末,成就於清中,其間方氏一族如方學漸、方以智到方苞,由理學而文章,錢澄之詩文之盛,亦享譽寰中。當然,作為以“古文”為中心的流派之興起,其文獻初見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引述程晉芳、周書昌“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語。而姚氏彰明其義,推揚方苞、劉大櫆古文,後人將其並方、劉而為“桐城三祖”,文派之形初具。近代學者唐恩溥成於晚清的《文章學》論《文章源流》:“乾嘉以還,桐城一派,厥號正宗,溯其淵源,實出望溪,劉、姚衍其薪傳,梅、曾張其後勁,百餘年來,轉相祖述,作者眾矣。其間鴻篇钜制,亦自媲美前人,淩厲當代……猗歟休哉,斯亦一時之極盛也。”

 

1,桐城文學與桐城派文學

按:崇忠孝、矜氣節、明經史、重義理、好詩文等,對其文派之形成及特徵,有著潛在的意義。“桐城文學”重在桐城文學地域傳統,“桐城派文學”則重在桐城文學之特定內涵、時代成就,以及其超越地域的承繼與影響。

附:方宗誠《桐城文錄序》:“桐城文學之興,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時兄弟,以詩詞翰墨,名播千載。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節、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勝書。然是時風氣初開,人心醇古樸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經濟,矜氣節,窮理博物,而于文則未盡雅馴,以復于古。鬱之久,積之厚,斯發之暢。逮于我朝,人文遂為海內宗,理勢然也。蓋自方望溪侍郎、劉海峰學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繼挺出,論者以為侍郎以學勝,學博以才勝,侍郎以識勝,如太華三峰,矗立雲表,雖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繼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軌,與明歸熙甫相伯仲。”

按:由桐城文學到桐城派文學,關鍵在超越地域的變遷與影響。王葆心《古文詞通義》卷十五:“論文居今日,南方居其極盛。自程魚門、周書昌發為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言,世人類以桐城派稱南方之文。然隘以桐城之稱,不如竟稱以南派為得其實。”

 

2,“三祖說”與桐城派古文

按:方東樹《書惜抱先生墓誌後》:

自明臨海朱右伯賢定選唐宋韓、柳、歐、曾、蘇、王六家文,其後茅氏坤析蘇氏而三之,號曰“八家”。……近世論者謂八家後,於明推歸太僕震川,于國朝推方侍郎望溪、劉學博海峰以及先生而三焉。夫以唐宋到今數百年之遠,其間以古文名者何止數十百人,而區區獨取八家已為隘矣,而於八家後又獨舉桐城三人焉,非惟取世譏笑惡怒,抑真似鄰於陋且妄者。……侍郎之文,靜重博厚,極天下之物賾而無不持載,泰山岩岩,魯邦所瞻;擬諸形容,象地之德焉,是深于學者也。學博之文,日麗春敷,風雲變態,言盡矣,而觀者猶若浩浩然不可窮;擬諸形容,象太空之無際焉,是優於才者也。先生之文,紆余卓犖,樽節櫽拈,托於筆墨者,淨潔而精微,譬如道人德士接對之久,使人自深,是皆能各以其面目,自見於天下後世於以追配乎古作者而無忝也。學博論文主品藻,侍郎論文主義法。要之,不知品藻,其講於義法也慤;不解義法,則其貌夫品藻也滑耀而浮。先生後出,尤以識勝,知有以取其長、濟其偏、止其敝,此所以配為三家,如鼎足之不可廢一。

 

3,桐城文派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在康、雍至乾隆前期,以方苞入值南書房與任翰林院侍講為標誌,是桐城派形成之肇始期。這裏有三點需要說明:其一,方苞少年雖隨父客寓上元,然亦受鄉梓文學之薰陶,其向慕方學漸、方以智等宗老之學,幼年曾得鄉先輩錢澄之的教誨,對其古文觀均有潛在影響。其二,略長於方苞的鄉賢戴名世,以榜眼身份與方氏同在翰苑,二人文章並美,堪稱當時朝中桐城文壇雙璧,然因《南山集》案戴氏身死而名毀,文集殘缺,沉淪百年而無人問津,將之視為桐城文派初祖,乃近人矯枉之思。其三,方苞以桐城籍入翰苑,宣導古文“義法”矯翰林文風,且編《古文約選》指導創作,始彰桐城文學於全國範圍,視為立派初祖,已為不祧。

第二階段在乾隆四十一年至嘉、道間,以姚鼐辭四庫館職返南方從教,相繼授學于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江甯鍾山書院,弟子眾多,人才輩出為標誌,使桐城派進入隆盛期。在方、姚之間,劉大櫆崛起鄉間,遊學京師,功名無成,老於鄉曲,乃因方苞的提攜獎掖,尤其是姚鼐對其師的推尊,被後人奉為“二祖”,雖劉氏為文奇崛,為學精深,然影響遠不及方、姚。姚鼐最大的貢獻,是以教學的方式,將桐城文學推擴于各地,形成眾星拱月般的文壇新局。對此,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分及門弟子與“不列弟子籍”者,分述姚門之傑,有“桐城”、“上元”、“江西”、“廣西”諸學,尤其是姚鼐“典試湖南”之影響,而有湘鄉文學之興,於是道、咸後之文派(如陽湖、湘鄉),盡歸於桐城支流。

第三階段在道、咸時期,以姚門弟子的群體興起,特別是曾國藩之推尊桐城之作用為標誌,桐城派文學經洪、楊之亂衰敗後而進入中興期。這又分為兩時段:一是以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劉開等姚門學士對桐城古文的標舉,特別是如姚瑩等對“經濟”之學的重視,對桐城前期文學思想已有糾正與補益;二是曾國藩自附於桐城之學,既對桐城古文之學有所總結,亦有所開闢,尤其是曾門弟子被納入桐城派研究視域,為晚清桐城派的成就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桐城文學之走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對桐城諸老(尤其是三祖)古文創作的評價與分析,如方以學為文,劉以才為文,姚以識為文等;二是應運於時勢,特別強調經世之學,力圖將傳統古文與現實致用凝合為一。

第四階段在晚清民初,以曾門弟子張裕釗、吳汝綸以及桐城後學馬其昶、姚永樸等對桐城古文的反省與重光為標誌,堪稱桐城派文學的衰變期。這一時期的桐城派文章,除了與以揚州學派為代表的“選學”思想的抗衡(亦有會通,如前此劉開對駢文的重視),更主要的是一大思潮與兩重面對。所謂一大思潮,即接踵而來的新文化思潮;兩種面對,即一在堅守與保持桐城古文傳統,與日興之白話語體相左,一在順時而變,對新思潮的容納與吸收。這裏需要澄清一個誤解,不能因桐城派宣導“古文”就被視為保守勢力,其實從方以智的《物理小識自序》到吳汝綸的《天演論序》,就可看到其對西學與新學的評述與理解,均超越常人心智。而姚永朴的《文學研究法》,也是遵循桐城古文法而應用於新教育的新教材,是具有時代性的。推擴而言,20世紀以新學為舊學(新儒家)的方東美、以舊學為新學(深於古文而治西方美學)的朱光潛,皆桐城學人,且親炙晚清桐城遺老之教,其“日新”之思,有時代特徵,亦不乏傳統精神。

 

4,桐城文派之理論批評

按:桐城文學之所以成派,在於有自覺而系統的古文創作理論。如方東樹的《答葉溥求論古文書》、劉開《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姚瑩《復陸次山論文書》、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等,皆汪洋宏肆,內涵豐贍,多兼古文創作與理論為一體。

論桐城古文理論之“元典”,在戴、方、劉、姚四家。其一,戴名世的“精、氣、神”說,其二,方苞的“義法”、“雅潔”說,其三,劉大櫆的“神氣”、“因聲求氣”說,其四,姚鼐的“陰陽剛柔”說及為文八字箴言(格律聲色神理氣味)等。

 

5,桐城派之“時文”、“古文”互為觀

按:桐城派學者承續明人“以古文為時文”之法,又有因“時文”而論“古文”的思路。桐城古文家如戴名世、方苞、劉大櫆等無不是時文大家,其古文理論與時文創作的內在聯繫。例如戴名世《小學論選序》就牽涉到明清時代散文理論一重要問題,即以古文為時文。自隋、唐科舉試文,而有時文,到明清又專指“八股文”;自韓愈等宣導“古文運動”,方有“古文”之目,後世混淆,致有“古文者,散八股也;八股者,整古文也”(趙起士《萬青閣文訓·讀文法》)之說。很顯然,戴氏承明代唐宋派之餘緒,與方苞同樣主張以古文為時文,然其主旨卻不在格法,而在氣骨,以戟指時文“庸爛”之弊。同樣,方苞亦常以時文法為古文,如《畿輔名宦志序》採用之“兩扇法”。

附:《畿輔名宦志》序(節錄):

名不可以虛作,況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征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為偽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為易;而取諸郡州縣誌者,得其實為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誌,則並世有司之所為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托,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跡、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於冥昩者不少矣。

 

6,有關桐城文派的兩點思考

一是由學統到文統,桐城派確立了基本統一的傳法定祖的統緒,那就是由《春秋》義法經《史》《漢》到唐宋八家、明代唐宋派文人,再到桐城“古文”的正統觀。這其中對《史記》、韓愈、歐陽修、曾鞏、歸有光、桐城三祖的推尊,尤為正統中之嫡宗。然文派源自學派,中國學術自韓愈《原道》發生了一重大變化,先前之原道(如劉勰)僅本土經義的傳承,而韓氏則借釋氏的“判教”方法糾正佛教,歸復儒學,梳理道統(如孔孟荀揚),其倡“古文”,亦當作如是觀。桐城古文家也如此,是以“判教”之判別真偽,傳法定祖,來審視古文傳統,所以既要“尊體”(古文之體),又主“禁體”(古文不可摻雜他體)。

二是由學術到文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姚鼐提出的“義理、考證、文(詞)章”三者兼濟而“得其大美”(《述庵文鈔序》)的觀點,是由平亭當時漢、宋學之爭而移于評騭文章的。其實這種提法當世學人亦多,而後論述則各自表述。桐城學人強調“義理”與其尊崇理學有關,而強調考證顯然應對時有之詳於詞章而略於考證的批評。其實探究桐城文之創作實際,以及其三者兼濟的主張,最本質的或最有特色的,我想仍是以詞章見勝。對此,姚永朴《答方倫叔書》認為“義理之文或失則質,考證之文或失則碎”,“惟詞章實足通二家之郵而息其詬”,原因在詞氣欲盛,必明義理;詞文欲古,心通考證。古人所言“聖人之情見乎辭”,“修辭立其誠”,皆為桐城文法所本。

 

 

 

 

 

 

 

 

 

 

 

 

第二講:方苞生平、著述與文論

       (以翰林院為中心)

 

1,方苞生平

方苞(1668—1749),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安徽桐城人,但生於江蘇六合,長於上元(今南京市)。他幼年聰慧,從父親方仲舒、兄長方舟讀經史古文,能背誦《五經》,講疑析難。二十二歲考取秀才,二十三歲應鄉試未第,二十四歲隨高裔游京師,李光地讀其文,以為“韓、歐複出”,韓菼也認為是“昌黎後第一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年三十二,江南鄉試第一,第二年應禮部試不第,南歸,三年後再試,又不第。三十九歲,入京會試,中進士第四名,因聞母病,不顧李光地等人勸阻,返家盡孝,放棄了殿試機會。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發,方苞四十四歲,因曾為《南山集》寫序,受株連被逮,先下江寧縣獄,後解送京師,下刑部獄,判死刑。康熙五十二年(1713)獄決,戴名世被斬,方苞在李光地等人營救下,得到康熙帝硃諭:“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因得免罪入旗籍漢軍,召入南書房,開始了他三十餘年的仕宦生涯。在這期間,他經歷康、雍、乾三朝,先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繼充武英殿修書總裁,繼任翰林院侍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參與了王朝一系列重要典籍的主纂工作。乾隆七年(1742),以患病申請離職調養,受賜翰林院侍講銜告老還鄉,或杜門著書,或遊歷尋醫,至乾隆十四年(1749)八月十八日病逝,享年八十二歲。

 

2,方苞主要著述

方苞平生治學,以經史為主,先後成有《周官集注》、《春秋通論》、《禮記析疑》、《朱子詩義補正》等著述,文集有《望溪先生文集》,今有《方苞集》。他對古文關注,是通貫其一生的。早在青年時代,他就有以唐宋八家文載程朱之道的職志。他曾與人論人生祈向,就有“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後》)的自詡,徐昂認為“方望溪為古文,兼講漢宋學,此乃桐城之宏旨也”(《文談》卷二),是言之有據的。當然,方苞的古文觀得到宏揚,尤其是“以古文為時文”主張的流行,與他身在朝堂,居職翰苑有關,他曾任《皇清文穎》館副總裁,特別是雍正十一年(1733)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時,替和碩果親王編《古文約選》,並在“序例”中闡明道統與文統的問題,既揭示“助流政教之本志”,也為天下士子創作提供一示範書。

 

3,方苞與《南山集》案

按:《清史稿·戴名世傳》:“門人尤雲鶚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與余生書》,稱明季三王年號,又引及方孝標《滇黔紀聞》。(按:方孝標曾附吳三桂)當是時文字禁網嚴,都御史趙申喬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孝標已前卒,而苞與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掛名集中者皆獲罪,系獄兩載。九卿覆奏,名世、雲鶚俱論死,親族當連坐,聖祖矜全之,又以大學士李光地言,宥苞及其全宗。”

此案又見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莊廷鑨案、《南山集》案)

又,無名氏《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案》(古學匯刊第一輯)

參見方苞《獄中雜記》。

 

4,翰林學風與“義法”說

按:康熙帝玄燁於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與翰林官討論文章寫作時強調:

“文章貴于簡當,即施日用如章奏之類亦須詳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如奏疏多用排偶蕪詞,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積至滿案,人主詎能盡覽,勢必委之中官。中官複委於門客及名下人。此輩何知文義,訛舛必多,遂奸弊叢生,事權旁落,此皆文字冗穢以至此極也。”

詞臣中以古文名者汪琬和方苞為文也“專貴簡削”(朱珔《小萬卷齋文稿自序》)。方苞進入南書房之後,其職責便是為康熙撰擬詔誥:“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視草”(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三)。受帝王的影響,為文尚簡的觀念進一步加強。康熙如此對待方苞,也有示天下學人作文之法的用意。方苞最終不負聖祖重望,以文學侍從之臣批判藻飾繁縟的“翰林舊體”(沈廷芳《方望溪先生傳書後》),並遵照康熙的思想提倡簡潔的文風,樹立翰林新體。由於桐城派古文的巨大號召力,尚簡的觀念在清代被推為理論和創作極至。

其一,方苞入翰苑情況。康熙五十二年以白衣入值南書房;雍正十四年為內客學士兼禮部侍郎;同年,任翰林苑教習庶起士。乾隆元年複入南書房,二年擢禮部右侍郎,辭,任教習庶吉士;十年,賜以翰林苑侍講銜告歸。

其二,方苞古文針對之“翰林舊體”。沈廷芳《方望溪先生傳書後》引望溪語:“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按:遺老,指吳梅村、黃宗羲等。而沿襲此體者是錢謙益。李澄中評錢文:“牧齋之文,詞章富麗,雖其體源出自前後《漢書》,而氣骨未免板重,加以雜用四句排偶於散文之中,尤為失體。”又,《四庫全書總目》評吳梅村古文:“每參以儷偶,既異齊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

其三:義法與翰林新體:雅潔。第一是“簡潔”(文以載道);第二是“純潔”(古文禁體)按:方氏古文禁“佛語”、“小說語”、“語錄”、“俳語”、“賦語”、“詩語”、“史語”(其他人之禁忌尚有“尺牘”、“詞典”、“子書”、“訓詁”、“俚俗”、“頌語”等。

 

5,“義法”的淵承、發展與局限

“義法”的提出,不僅成為桐城派遵循的文章軌轍,也是當時學界衡文的一個重要的標準。所謂“義法”,方苞在多篇文章中均有論及,最明確的仍是《又書貨殖傳後》所說的“《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而解釋“義法”的最簡略的說法也在此文中,即“言有物”與“言有序”。因為“言有物”,所以方苞張調文章的義理,且在於經世致用,反對空言鋪陳之弊。然而“嚴密的義”又往往用“微約的辭”來表達,所以文章又要講求“言有序”,包括詳略、虛實、剪裁、結構等“法”,這樣才能使文章簡約平易,又規範語言。而對照方苞的散文名篇,無論是經史文,應用文,還是諷喻文,遊記文,都是以致用為目的。同樣,為了達到“文與道俱”的效果,“雅潔”也是其力主的為文之法。方苞遴選刪削古人之文,嘗以雅潔為標準,如謂柳宗元文“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書柳文後》);評歸有光文也有“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書歸震川文集後》)。

當然,由於強調義法,確有如姚鼐批評的“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與陳碩士書》)的不足,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以為方苞古文創作“謹嚴而少妙遠之趣”,也是中肯的。就這一點而言,姚鼐古文創作與理論,則有所補益。

附:戴名世“精氣神”說見於《答伍張兩生書》,將道家導引之術之精氣神用之于文章,其“精”即雅言,與方苞所說的“雅潔”與“尚簡”相類;其“氣”則擬狀天地之氣而為文章氣勢,與姚鼐之陽剛之美相近;而“神”乃文之精妙處,堪稱劉大櫆“神氣”說先聲。戴鈞衡《潛虛先生文集目錄敘》論名世文“見其境象如太空之浮雲,變化無跡;又如飛仙禦風,莫窺行止。……氣之逸,韻之遠,則直入司馬子長之室而得其神”,複以其創作印證其理論。方氏“義法”宣導文章之“言有物”與“言有序”,即反對空言,強調義理,包括文風簡約、語言規範,並與刪削繁詞蕪句之“雅潔”說相符應。其中“義法”說在桐城古文理論中最為重要。劉大櫆“神氣”說主要見於所著《論文偶記》,對古文之本體與風格均有系統的闡釋,而這裏我想強調的劉氏“因聲求氣”法不僅重視古文的誦讀要則,而且成為桐城文學由古文誦讀而理會其精髓的“傳宗之秘”。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論文之“粗”(格律聲色)與“精”(神理氣味)關係,實亦暗寓此法。張裕釗記述方宗誠轉述桐城“長老所傳,劉海峰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答吳摯甫書》),是意味深長的。姚氏“陰陽剛柔”說分別見載《海愚詩鈔序》與《復魯絜非書》,乃基於“道與藝合,天與人一”(《敦拙堂詩集序》)文原理論,而對古文風格展開的形象化的探討,這也與姚氏為文既有橫騖別趨且又迂回蕩漾有關,並成為桐城後學轉述闡發的批評原則。

 

 

 

 

 

 

 

第三講:方文之一:讀《孟子》;讀《周官》

       (讀書體;方氏“經義”觀)

 

    一,介紹《孟子》與方文

        此文被人稱之有“前儒所未發”之義。(民本:養民;教民。人性論:踐形養氣;事天立命。心性:“事其心”到“治天下”)

        按:讀此文當明兩點:

其一,桐城方氏的“心學”傳統;

其二,方苞為文之“旋螺筆法”。

        附:顧雲《盋山談藝錄》:“望溪,稱者甚夥,獨全謝山以峻潔目之,最為知音。愚嘗狀其文體,謂如旋螺,筆筆兜轉向裏。”

    

二,介紹《周官》與方文

        此為駁論之文,重在解“蔽”,反對“世儒”拘守之見,闡發《周官》“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之本。(由兩扇展開:批漢、宋;例舉“新莽之亂”、“熙寧之弊”,歸於其“立事”性質。)

        按:讀此文當明兩點:

            其一,駁論之文,先聲奪人;

            其二,融考據于義理之中。

   

三,方氏的經義觀:闡道;立事;明理。

        按:方苞深於禮學,以“經”為“文”(戴名世以“史”為“文”),故謹飭雅潔,有序有法,文章綱舉目張。

        附:“讀”體,古無著錄,為讀書志或讀書劄記之類,能簡能宏,究其本質,皆評論之文。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述“評”體:“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

 

 

 

 

 

第四講:方文之二:原過;轅馬說

       (原體、說體;方氏“人生”觀)

 

    一,介紹《原過》(當在《南山集》案發之後,以反思喻世事)

        此文以經義喻世事,通過宋儒極重之《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微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箴言,以防微杜漸,明“過”之理與解“過”之方。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以小見大,以微彰顯;

            其二,入意巧妙,不論“過”,而由原“過”之心理入手;

            其三,分合自如:分,君子之過與小人之過;合,人之過與事之變。

        關鍵字:“過”在“自恕”。

        附:“原”體。《文體明辨序說》:“按字書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自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溯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為表裏,無甚異也。其體或曰原某,或曰某原,亦無他義。”(按韓愈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原道”亦可謂“道原”)

    

二,介紹《轅馬說》(此翻寫韓愈《雜說四·馬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義,專述“轅馬”以喻用人盡才之道)

        此文系作者“扈蹕熱河”而作,因路見轅馬拉車之狀感發成篇,主旨在文末歎語“將車者,其慎哉”,意為“用人者,其慎哉”!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比喻形象,以用轅馬之法論用人才之法;

        其二,一與多之關係:眾馬與轅馬(明轅馬之任重,自苦)

        其三,學者之文,重理趣,“謹嚴而少妙遠”。

        附:“說”體。《文體明辨序說》:“按字書:‘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要之傅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為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

    

三,方氏“人生”觀

經世致用;審時度勢(如多次以足疾辭官);為事謹肅;重情而內斂(如《七夕賦》之懷念亡妻,參見《亡妻蔡氏哀辭》)

 

附:劉大櫆《騾說》

乘騎者皆賤騾而貴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謂賤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於其心,而堅不可拔者,世之所謂貴者也。然則馬賤而騾貴矣。

雖然,今夫軼之而不善,夏楚以威之而可以入於善者,非人邪?人豈賤於騾哉?然則騾之剛愎自用而自以為不屈也久矣!嗚呼!此騾之所以賤于馬與?

按:此文開篇假“乘騎者”言,馬貴騾賤應在“疾”、“遲”,然筆鋒一折,轉為“順”、“逆”。以“承威”謂之“賤”,即“煦恩”而“不然”,“迫威”則“不得不然”;“承恩”謂之“貴”,即“承恩”而“然”,“迫威”則“愈不然”。對應於騾馬,故轉出“馬賤”而“騾貴”說。於是筆鋒再折,以騾、馬喻“人”,人之順逆,多同于“馬”,而異於“騾”,而人為“萬物之靈”,所謂“人豈賤於騾”一問,作為假設命題,又轉出騾“賤于馬”的結論。

 

 

 

 

 

 

 

 

 

 

 

 

 

 

 

 

 

第五講:方文之三:《古文約選》序例;又書《貨殖傳》後

附:何景桓遺文序;

       (序例體;書後;方氏“古文”觀、“時文”觀)

 

    一,介紹《古文約選》序例

        此文是雍正十一年作者奉和碩親王之命,編選《古文約選》作為八旗子弟教本,並寫《序例》,選中多為兩漢及唐宋八家古文,反映了編者的古文觀。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選本的意義:方選、劉選《八家文鈔》、姚選《古文辭類纂》;

            其二,尊經:古文的明道思想;

            其三,選八家的意義:取捨;唐宋派;視明七子為“偽體”

            其四,“義法”就的實踐與印證:高古、淵懿。

        附:“序例”體:朱荃宰《文通》:“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准。”(或“凡例”,相較“序例更多作者之意,而史例與“文例”相較,後者更多描述與闡發。)

    

二,介紹《又書〈貨殖傳〉後》

(按:《史記·貨殖列傳》,記述春秋末至西漢初商賈事)

        此文為讀史之文,也是作者鍾情于太史公文的一篇典範文章,更重要的是作者通過史遷記述商賈事之筆法,總結出他的“義法”,被奉為桐城古文理論法則。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義法”說的源頭(姚永朴《文學研究法·綱領》);

           其二,作者揭示“義法”要義(論述本身之簡潔);

           其三,敍述條理,如“義法”三大層意義(經天緯地;義經法緯;成體之文)。

       附:“書……後”體:介乎“題跋”、“書記”之間。《文通》:“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又,“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己志也。”

   

三,方苞的古文、時文觀:以古為時(反對時文之油滑);因時為古(反對七子之擬古、泥古);文以明道的現實意義。

(參見姚鼐《望溪先生集外文序》,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有關方文“才弱”而“學深”之辯;老確之境)

 

 

 

第六講:方文之四: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文體論;古文詞禁)

 

    一,介紹前文及安重誨本事

        此文評述歐陽修編撰《新五代史》中的《安重誨傳》,分析歐文,以明“義法”。

            安重誨,五代後唐大臣,明宗時任樞密史等要職。“為人明敏謹恪”,協助後唐明宗(夷狄,無姓名,賜名李嗣源)登位,然因“恃功矜寵”,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重誨夫婦皆被殺,並殺二子),歐陽修寫史而發感慨。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以文章法述史、評史(評歐公先揭義,次分疏,中舉事,後詳書,章法井然,極有特色);

            其二,隱語批評,以歐史雜他體,雜“論斷語”之病;

            其三,舉《史記》“伯夷”等四人傳記明寫史“義法”(因人而異)。

  

二,介紹後文並《平淮西碑》本事

        此文是方氏研習韓文的一篇讀後感,《平淮西碑》作為韓文名篇,方氏通過其簡單的敍述與解讀,深刻揭示“義法”與“文體”的關係,其中包括“破體”而合理的意義。

            《平淮西碑》,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平定藩鎮吳元濟,由裴度統領,部將李愬乘敵不備,突襲成功,擒吳元濟。憲宗命韓愈撰文立碑。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明示韓文用“銘”寫“碑”之法;

           其二,再以《漢書》以“贊”重複傳意,說明史公義法不傳;

           其三,史公要義在“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詳此略彼),韓得其奧;

           其四,歐、王各得韓之一端,未見其全。

    三,文體論與古文禁體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國初如汪堯峰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溪乃盡淨耳。”

        參見:汪琬《文戒》、李紱《古文詞禁》、袁枚《古文十弊》、章學誠《古文十弊》、曾國藩《古文禁約》等。

 

 

 

 

第七講:方文之五:書柳文後;書歸震川文集後;答申謙居書

       (韓、柳與唐宋派古文)

 

    一,介紹《書柳文後》及作者韓、柳古文比較論

        此文通過對柳宗元文的評價,表達了作者重“韓”輕“柳”的文學史觀與其謹肅醇厚的古文觀。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文勢跌宕,小文見大胸襟(先揚,次抑,再揚);

            其二,對柳文之山水遊記文的向慕,反襯作者謹肅而少妙遠(如山水記);

            其三,以醇厚為尚,反對文章取徑博雜。

           (附見《書朱注楚辭後》對揚雄的態度,非朱而取韓,印證為學為文之異)

   

二,介紹《書〈歸震川文集〉後》

        此文以“義法說”品鑒歸有光文,是方氏以理論指導具體作品批評的實踐。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此文可與《又書〈貨殖傳〉後》對讀,瞭解方氏義法觀(參見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卷十三“方望溪有物有序之說”條);

            其二,引述友人評論之衝突(膚庸與直入八家之奧),引出議論;

            其三,持折衷說,衡以“義法”,區分其雅、俗與精、粗;

            其四,探究歸文“膚庸”之病根:習為時文過多。

        附:《答申謙居書》論古文與詩賦異道,可引申出古文與時文之異。

  

 三,方氏的古文傳統:經義、史漢、八家(重歐、曾)、唐宋派(以歸文為尚)

        按: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

            自唐宋以來古文與時文之爭;

            晚清桐城古文與“選學”(六朝文)之爭。

 

 

 

 

 

 

第八講:方文之六:與翁止園書;與來學圃書

       (書信體)

 

    一,介紹《與翁止園書》與古人對書信的講究

        此文是一篇朋友間的書信之文,同樣是一篇婉諫之文。信中對翁荃不檢點行為的勸諫,既無傷大雅,又不失和氣,且行文婉轉曲折,立意則誠直懇切。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婉轉之言,直白之意,開門見山,卻有雲山霧障、隱現真容之感;

            其二,以“近聞”二字為轉折,由誠直之交轉述對方“穢行”,以蓄勢,徐言及假設否定(無有)之法,既留情面,又留下騁詞發勢的空間;

            其三,假言旁人,旁敲側擊,於“無”生“有”,警戒對方;

            其四,現身說法,以反省言“慎獨”,收束含蓄而深切。

            書信最貴行文立意貼切,情理兼備,匠心獨運尤難。

   

二,介紹《與來學圃書》及人才觀

        此文是封討論如何選拔人才的書信,突出闡發“能用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盡天下之材力以恢功業”的主旨。

        附:參見方苞《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劄子》四條選用人才新略(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切實積久以磨礱;信賞必罰以懲戒),曾國藩曾讀之感歎:“閱歷極深,四條皆確實可行;而文氣深厚,則國朝奏議中所罕見。”(《鳴原堂論文》卷下)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信中求才之真切與急迫之情:難、慎、公;

            其二,論“人才”與“國事”,辨析“君臣之義”與“朋友之交”,以“誤國事”三字點破選才、用才之難,之要;

            其三,作者三點看法,層次遞進:1,“真賢”在野;2,不可偏用親信;3,選才“尤貴於勇”,即不拘一格。

        附:“書”體:《文體明辨序說》:“人臣進御之書為上書,往來之書為書。……(另有)別以議論筆之而為書……唐李翱有《復性》、《平准》等書,……以為一體。”

 

三,書信的變遷及內涵

    1,書信的變遷(以書信載體為例)

        2,書信的內涵:真實;簡潔;條理;情意;格式;用語。

 

 

第九講:方文之七:孫徵君傳;左忠毅公逸事;陳馭虛墓誌銘

       (傳記體;雜傳;銘)

 

一,介紹《孫徵君傳》及寫作方法

此文為清初大儒孫奇逢所作傳記。值得注意的是,該傳系作者受孫氏族人請托而寫,然因敍事過簡,未能全面表彰傳主功績,引起孫氏族人不滿,方氏因作《與孫以甯書》,說明其表彰“大節”,而不述“末跡”的方法。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作者採取史遷“詳此略彼”之法,全文不敘其末跡,如講學宗旨、師友淵承、平生義俠、門牆廣大等,而重筆寫其“大節”,即傳主處明末之世與“魏閹”的鬥爭;

    其二,文章明義理而彰形象,如寫傳主兵危城困時仍“弦歌不輟”,改朝換代後則“處隱就閑”,一高士從容之形象栩栩如生;

    其三,作為學者,方氏為文極重學理,如論傳主先習陸、王,後尊朱熹,既說明其明清之際理學家的風範,又表明作者自身的學術投契。

 

二,介紹《左忠毅公逸事》及背景材料

    此文通過對家鄉先賢左光斗事蹟的勾沉描寫,特別是有關左光斗與其學生史可法的情誼(明大道而不拘細節)的刻畫,突顯了傳主的剛毅品格。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主旨明確,全文通過記述左、史關係表現其知人之明與剛毅品格,烘托出明末士大夫與閹党鬥爭的精神;

        其二,選材精當,文中選擇三個情節(解貂覆生、撥眥怒斥與史可法“輒數月不就寢”),表彰師生大義;

        其三,形象生動,左為主,史為賓,主體形象(嫉惡如仇,愛賢如子)突出,賓陪形象亦因之彰顯;

        其四,語言簡潔,然繪形繪聲,出神入化,其中隱情,亦寓其中。

 

三,傳記傳統與傳記文(以史書紀人到傳記文學)

附:“傳記”體:《文體明辨序說》:“按字書云:‘傳者,傳也,紀載事蹟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裏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為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故今辯而列之,其品有四:一曰史傳(正、變),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

又,紀事亦具“傳”之性質。《文體明辨序說》:“按記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或有稱“雜傳”者)

        又附:《陳馭虛墓誌銘》,這是一篇為醫者所撰的墓誌銘,然卻具有“雜傳”紀事的傳奇性質。文中有數奇:墓主聲色犬馬,竟受誇獎;不按常理開方,奇技;權勢者求醫不許,且為刻薄之語;太醫院取為“醫士”,逢喜卻“一憤而死”。

        “銘”與“墓誌銘”:

         《文體明辨序說》:“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其體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

         又,“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墓誌銘,有志,有銘者,是也。……其為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惟敍事實,變體則因敍事而加議論焉。”

 

 

 

 

 

 

 

 

 

 

 

 

 

 

 

 

第十講:再至浮山記

       (遊記文)

 

一、介紹《再至浮山記》及浮山景象

此文記述作者再至家鄉之勝境“浮渡”之山的感懷,回首往事,物是人非,其中尤以宗六上人“夫山而名,尚為遊者所敗壞若此”一語寄發議論,顯出學者寫遊記之文的特徵與風格。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由“山水”之敗壞隱喻“人生”(社會遭際)之“敗壞”,注意“心境”之研究;

    其二,浮山之美,鮮為人知,亦有幸與不幸,“地勢”使然,然“不幸”亦“幸”,可得安寧,保其清淑;

    其三,以山水擬人,“保其清淑之氣”,山之名氣與人之名氣;

            其四,晉、宋山水,由山水媚道到借山水發抒議論,作者取法後者。

       附:“記”體: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引《金石例》:“記者,紀事之文也。”真西山曰:“記以善敍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後山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吳氏自謂:“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游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為記者。”

 

    二,山水詩、山水賦與山水遊記

        按:以晉、唐、宋、明為例(徐霞客遊記)

           宋人山水議論之發生

           隱寫“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傳統

 

 

 

 

 

 

 

第十一講:姚鼐生平、著述及文論

         (以四庫館、書院為中心)

 

    1,姚鼐生平

姚鼐(1731—1815),字姬傳,號夢谷,因書齋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姚氏為桐城世家,鼐幼承伯父姚范學經史,少長,從劉海峰先生學詩文,海峰譽為“具垂天翼”,“後來居上待子耳”(《寄姚姬傳》)。他二十歲即乾隆十五年(1750)鄉試中舉,經五次禮部會試,皆落第,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第六次會試方如願以償,進士及第後授翰林院庶起士,三年散館,改任兵部主事,轉禮部主事,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恩科會試同考官,刑部廣東司郎中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設四庫全書館,被薦入館充纂修官。僅在館一年時間,就於次年以病告歸。辭去館職後,劉統勳、梁階平又舉薦他為御史,均“婉拒之”,不復為官。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到姚鼐病逝近四十年,他完全投身於教育事業,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江甯鍾山書院,培養了大批的學術人才,被奉為繼方苞以後桐城文派的一代宗師。

 

2、姚鼐著述

與方苞相同,姚鼐也重視經史之學,著有《九經說》、《老子章義》、《莊子章義》等,為文亦重經世致用,其所編選的《古文辭類纂》、《五七言今體詩鈔》,均為其教授弟子的古文創作與詩歌創作的範本。就古文創作而言,《惜抱軒文集》中雖然以書序題跋、贈序、壽序、碑誌、雜記、哀祭之文為主,然觀其創作視域與寫作方法,則較方苞更為廣闊。在桐城文人中,姚鼐除古文外,詩歌與書法為“二絕”(不擅長詞曲),《惜抱軒詩集》中多佳作,尤擅近體,為清詩一大家,人或以之開“桐城詩派”。其藏書甚豐,有《惜抱軒書錄》。

 

3、姚鼐與“四庫館”

按,姚氏雖僅在“四庫館”任職一年,然與之相關及影響重大。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四點:其一,早年崇尚經史之學,特別是其叔父姚范之影響,且有拜戴震為師而受拒之事,入館修書,以展其學術懷抱;其二,編纂“集部”,撰寫若干提要,可於《惜抱軒書錄》中見其義,而四庫館臣對方苞古文思想的接受(如對其純潔性的要求,司馬光《傳家集》提要:“集中諸詔亦有用儷體者,但語自質實,不以駢儷為工。”反對佛典入文,王令《古雪堂文集》提要:“好用釋典,頗雜宗門語錄。”反對語錄體入古文,呂祖謙《東萊集》提要:“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為文之習。”),亦與之有關;其三,姚氏辭館職之原因,要在與戴震、紀昀的矛盾(加上非翰林出身),其內在原因在於“漢、宋之爭”;其四,姚氏辭館職後開始人生與學術的轉折,其中脫離羈絆的心境,可見于著名文章《登泰山記》。

 

4,姚鼐的“書院”生涯(文派由是建立)

自乾隆三十九年自京告歸,姚氏分別掌教揚州梅花、安慶敬敷、歙縣紫陽、南京鍾山等書院,凡四十年,教授大量弟子,有“姚門四傑”諸說(或“小方戴劉姚”說)。

附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風義莫隆焉。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

按:因姚氏典試湖南,又興桐城文風于湖南,曾氏追溯湘鄉文學,亦源自桐城。

附:書院教學課本《古文辭類纂》:

《古文約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古文四象》)

吳汝綸《古文辭類纂評點》、徐樹錚《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高步瀛《古文辭類纂箋》;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蔣瑞藻《新古文辭類纂》。

 

5、姚氏文論思想及貢獻

結合姚鼐的文學批評思想來看他對古文創作的要求,其建樹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他基於方苞的“義法”觀,進一步提出“文之至”在於“道與藝合,天與人一” (《敦拙堂詩集序》)。這一方針,使“文”與“道”融為一體,落實於創作風格,就是他宣導的也是最為著名的“陰陽剛柔說”。他不僅在《海愚詩鈔序》中從陰柔與陽剛兩方面概括文章的審美風格,而且于《復魯絜非書》中對兩種不同之美作出極為形象生動地描繪:“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穀,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自古以陽剛陰柔論文者甚多,然最精彩的描述,則無過於此。而姚鼐的古文創作既有橫趨別騖的一面,又有迂回蕩漾的一面,與他的這一創作主張是相關的。

其次,他針對當時學術上的漢宋之爭,反復強調“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兼濟的觀點,既反對侈談性理的語錄體,又反對煩瑣考證的漢學家文風,而宣導這種兼濟三者而“得其美之大者”(《述庵文鈔序》)的創作思想。如果說方苞的“以古文為時文”的思想是針對當時翰苑文風與科舉制藝而言,那麼姚鼐三者兼濟的理論則是基於人生與文學,具有更為廣遠的意義。姚鼐古文創作對“才”的重視,對“活法”的運用,特別是他的遊記散文在精彩的描繪中時時插入本事考證,均為其思想在創作實踐中的體現。

再者,他在方苞“義法”與“雅潔”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接受了劉大櫆的“神氣說”,將詩歌的神韻滲透於古文創作,這就是“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古文辭類纂·序目》)。區別而論,姚鼐認為格、律、聲、色是“文之粗”,分別代表文章的體裁、法則、聲調、辭采;而神、理、氣、味是“文之精”,分別代表文章的境界、理趣、氣勢、韻味。緣此,他繼劉大櫆“因聲求氣”之法,認為文章在於:“意與氣相御而為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答翁學士書》)在理論上,這是對方苞“義法”說的糾正與發展,在創作上,姚文的峻潔奇縱與幽秀丰韻的統一,又是印合於理論的。

 

 

 

 

 

 

 

 

 

 

 

 

 

 

 

 

 

 

第十二講:姚文之一:翰林論

         (論體;正論)

 

    一,介紹《翰林論》及姚氏“論體文”

        此文論“翰林”職守,以“諫諍”為思想核心,梳理歷史,針砭時弊,同樣具有糾正文風的意義。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翰林之職在“諫諍”,其本在“求乎道”,這裏隱含著天子聽政“百工諫”的文治傳統;

            其二,針砭時弊,要在“荒誕”之行,“諛媚”之文;

            其三,區分“翰林”(諫職)與“御史”(監官)之異同,一在彈劾兼諫諍,一在文章兼諫諍;

            其四,此為正論,亦含駁論,故氣足詞健,散偶兼施,因排而貫其氣,因散而立其勢。

     附:姚氏其他論文,如《伍子胥論》採取主、次雙線法描寫,伍子胥為主線,樂毅為輔線,比較異同,闡發伍子胥“諫死于吳”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又如《李斯論》,以“小人之仕”以“趨時”為尚立論,論析“為臣之道”,以翻案(蘇軾“以荀卿之學亂天下”說)歸正論,即“法術之學,足亡人國”。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卷一評曰:“熟於擒縱離合,神似大蘇,惜抱文章之最有氣勢者。”

 

二,關於“翰林”制度及功能(見本文注釋1)

    參見宋洪遵《翰苑群書》、明黃佐《翰林記》、清鄂爾泰、張廷玉《詞林典故》。

 

三,有關“論”體及其歷史變遷

按:劉勰《文心雕龍·論說》:“論者,倫也,彌綸群言而研一理者也。論之立名,始於《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論之為體”在“辨正然否”,“義貴圓通”,“辭共心密”,猶如“析薪,貴能破理”,此為正論,余則“曲論”。

   《文體明辨序說》:“按字書云:‘論者,議也。’……蕭統《文選》則分為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兼二子(劉、蕭)之說……列為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持論以魏、晉為法。”(略)

兩點思考:其一,論體與“言”、“言官”;其二,單體論文在魏晉的成熟(義理)。

 

第十三講:姚文之二:海愚詩鈔序;荷塘詩集序;敦拙堂詩集序

         (詩序;序體;陰陽剛柔說)

 

一,介紹《海愚詩鈔序》

        此文為亡友朱孝純(子潁)詩鈔題序,通過對朱詩的高度評價,闡發作者詩論(同於古文理論)的“陰陽剛柔”的批評觀。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海愚詩鈔》前有三篇序文,一則劉大櫆(朱為其學生),一則王文治,一則本文。王文治序:“姬傳又為余言子潁,……出所持詩讀之,如與李太白、高達夫一流人相晤語也。”

            其二,從“文章之原”到“文章之美”,由“天道”而“文章”而“詩才”;

            其三,評詩精到,如“即之”、“誦之”、“循之”、“味之”,“光升焉”、“聲閎焉”;

            其四,姚文妙遠遒媚,可見于此文,其他詩序亦可參。

        附:《荷塘詩集序》(在鍾山書院時為張菊所寫,此以“人品”論“詩品”)

           《敦拙堂詩集序》(為陳東浦所題,從民歌之“微妙”“天為”與雅頌之“道德”、“學術”,突出“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的至境;分述“小才”之“天機間發”之妙,“雄才”之“閎麗譎變”之美。)

   

二,以“古文”法論“詩”(附:方東樹《昭昧詹言》)

            “文道觀”、“陰陽剛柔”、古文八字訣(格律聲色,神理氣味)

        

三,有關“序”體與“詩序”

            《文體明辨序說》:“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敍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敍事。”又,“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也。”

        按:《詩大序》與《詩小序》(詩集序與詩篇序)。

 

 

 

 

 

 

第十四講:姚文之三:述庵文鈔序;左仲郛浮渡詩序

         (詩與文)

 

    一,介紹《述庵文鈔序》及調協漢、宋之爭的古文觀

        此文系為王昶文集所寫的序,強調提出了姚氏“義理”、“考據”、“文章”三合一的古文觀,成為其古文思想中調協漢、宋之爭的典型理論。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在嘉慶初年,姚鼐連續提出“三者”不可偏廢的古文觀,是有深厚的學術背景的。這也是姚氏“道與藝合”文學觀的體現。

            附:姚氏作于嘉慶元年的《復秦小峴書》:“鼐嘗聞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

            姚永朴《答方倫叔書》:“古今之學,義理外惟訓詁、詞章。詞章之學,其托業未必勝乎二者。然而二者之學,每相訾謷,惟詞章實足通二家之郵而息其詬。何則?為詞章者,欲氣之盛,則必從事于義理,以求慊其心;欲詞之古,則又必從事于周秦兩漢之書,以通其訓詁。”

            其二,文章於“三者”關鍵在“善用”,文本必合于文用。

            其三,為文曲折盡意,義理亦曲折見志,大處著眼,思維縝密之故。

   

二,介紹《左仲郛浮渡詩序》與評論文之奇

        此文為左世經“浮渡詩”題序,妙在詩序不重言“詩”,而是借題發揮,寫盡名山之奇景與胸中之奇趣,呈現出作者所宣導的“陽剛之美”。

        按:讀此文當重一“奇”字,依據四段文字來看:

            其一,首寫“浮渡”之美,起筆奇崛,揭開“幽深奧曲”的神秘面紗;

            其二,次寫“浮渡”近人,猶如“眉睫”,以相約之遊未果之惆悵,轉鋒寫“奇勢異態”,景之妙即詩之妙;

            其三,描寫所見之奇,引發遊觀天下之志,然以一反語之“奇”,逗引人生感受,以幽默嘲戲取勝;

            其四,以“近景”尚不得游而欲游天下,喻示困蹇之身而發澄清天下心願,以反彰正,將自己的心志融織於奇景、奇詩,尤奇。

   三,詩與文(同異之說)

        按:注意桐城古文對桐城詩歌的掩蓋;

            文法通於詩法

           “明道”與“趣味”:詩、文之異(方、姚之別)

第十五講:姚文之四:答翁學士書;復魯絜非書

         (文論與文章)

 

一、介紹《答翁學士書》及姚氏“意”“氣”“辭”相融的文論

此文對翁方綱以“學”為“詩”作出委婉批評,提出“意與氣相御而為辭”的文論觀,與其前述“義理”、“考據”、“文章”三合一之文學思想相配,一偏學術,一重藝術。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對翁氏“肌理說”與以“學”為“詩”的態度,不同于袁枚“誤把抄詩當作詩”的批評,提出自己的藝術見解。

附:袁氏“性靈說”及對詩與考據關係的論說。

其二,“意”、“氣”、“辭”相融說:命意綰合“道”與“技”,由“氣”充之為“辭”,得語言、音律、聲色之美。

附: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認為“意與氣相禦而為辭”,與姚氏“天與人一”、“道與藝合”,是其文論“三部曲”。

        其三,辯論之文,善用譬喻,即以“善射者”為喻,說明常法、變法,皆不可移易命意之“善”(中鵠)。

        其四,善法,在轉益多師,不拘守一己之見。

二,介紹《復魯絜非書》及姚氏文學風格論(參《海愚詩鈔序》)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陰陽剛柔”古文觀的形象闡釋;

            其二,對方苞“義法說”的濟補;

            其三,文章第二段的精彩描述,形象化的語言與排比的氣勢。

 

三,從《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到姚氏以“陰陽剛柔”論文

    (哲學思考與文學批評,注意劉勰的轉折作用,注意姚鼐對六朝文論的汲取)

 

四,文論與文章(關於古代文論著述美文化的思考)

 

 

 

 

 

第十六講:姚文之五: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附:姚休那先生墓表

         (古文傳承)

 

    一,介紹《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尊師與桐城“三祖”形成之因

        此文系作者祝賀其師八秩壽辰之作,借程晉芳之口道出“劉氏”在桐城開派中的作用,為後世“桐城三祖”說及“桐城派”的確立,有開啟先導的作用。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以旁敲側擊法為文立意:一借程、周之語,二借方苞欣賞劉氏的傳聞,以突出其“國士”的地位;

            其二,寫山水之奇襯托人才之奇,內涵地域視野與“江山之助”的思想;

            其三,文章主旨內涵一“窮”字,表達“士不遇”的情懷;

            其四,戲筆寫往事與情懷,使祝頌之文不致客套板澀;

            其五,文中“釋氏衰歇,則儒士興”,內涵繼韓氏“文起八代之衰意”。

   附:劉海峰《送姚姬傳南歸序》(節錄)

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菁也。憶少時與南菁游,南菁年才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為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

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為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為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為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為顯官不足為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傳。

(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為姬傳贈。)

 

二,家族、區域與桐城文派

   (參見馬其昶《桐城耆舊傳》)

附:《姚休那先生墓表》解讀

    按:墓表功用,在於“其辭則敘學行德履”,作者為家鄉先賢姚康所撰墓表,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家鄉文獻與傳說,具有“野史”的作用,可濟補正史不足,尤生動真實;二是文“奇”狀人“奇”(情節含“三奇”)

 

 

第十七講:姚文之六:遊媚筆泉記;觀披雪瀑記

         (遊記之一:家鄉山水)

 

    一,介紹《遊媚筆泉記》與姚氏遊記筆法

        此文記述左學沖別墅邊媚筆泉之景象,寄寓了對先人的感懷和對家鄉的眷念,文勢、用語、造境皆奇特,表現出作者遊記既突出重點,又用旁渲烘托之法。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全文以“水”為中心,圍繞展開,以柔媚潤澤取勝;

            其二,文章三段起勢,先明桐山水奇秀,中寫“媚筆泉”景象,最為生動;次歸賢主佳賓,以“悚”反觀“樂”寄寓人生感慨;

            其三,寫景用語,奇崛而形象。

   

二,介紹《觀披雪瀑記》及其宋碑的發現

        此文作于《登泰山記》的後一年,作者返鄉遍覽名勝,既多描寫,又多感悟,觀披雪瀑為其一代表之作。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作者擅長融“考據”于遊記之文,本文有關發現“宋碑”的思考,與《登泰山記》中有關酈道元《水經注》的引證,即為典型;

           其二,文中描寫生動,如“飛沫散霧,蛇折雷奔”,其中飛、散、折、奔極具視覺衝動力。

           其三,遊記寓含“義理”,文中借宋碑久不為人所知,潛引人生際遇與感慨。

      

附:拙詩《遊披雪瀑》

披雪垂天一線崇,水光石色覓奇蹤。

可憐拾級媻珊上,道盡途窮說臥龍。

          懈翁曰:披雪瀑,龍眠山之美景也。昔人雲不窮盡處,難得奇景,此遊觀之一境也;或謂止于美景,莫窮其地,留予想像以空間,此遊觀之又一境也。餘觀“披雪”,以後一境為佳。何謂“披雪”,古有兩解:一則飛瀑迸珠,猶如雪花飄拂;一則日照石壁,視若雪瀑披灑。初觀飛瀑,雖冬季水弱,然垂天一線,令人驚歎;路轉峰回,陽光斜照,石壁如雪,亦奇景也。據導遊圖介,飛瀑之上有“臥龍”平湖,於是拾級媻珊而上,至則一小黑水塘耳,前之遊興,減損過半,讀書之道,或亦有此之悔。

 

    三,有關姚氏的家鄉山水遊記

       (家鄉山水,或熟視無睹,或情有獨鍾)

 

第十八講:姚文之七:登泰山記;峴亭記;快雨堂記

         (遊記之二:山水情境)

 

    一,介紹《登泰山記》及相關本事

        此文記述作者與好友泰安知府朱子潁泰山之遊的經歷,寫景生動,寓是醇深,被桐城作者奉為義理、辭章、考據三者兼濟的典範,也是泰山文學中的第一名篇。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文章本事,作者乾隆三十九年冬以養親為名辭“四庫館”,告歸鄉里,途經泰安,應知府朱子潁之邀順道游泰山,其心理處於極為矛盾複雜之狀態(失落與解脫),所以文中“陶養”之意明顯。

            其二,全文景、事、情、境俱佳,可謂寫景色彩鮮明,記事描寫細膩,抒情真實生動,造境神韻汪洋,

            其三,分析日觀亭觀日出的一段描寫:語象與圖像。

    

二,介紹《峴亭記》與遊觀情懷

        此文系作者主講鐘山書院時作,通過方昂建“峴亭”一微細事,一具體景,寄託了深沉的歷史感與人生感,表現了一種經世致用、勤政愛民主情懷。

按:讀此文當注意

            其一,“見山”二字為全文結穴,既說明亭名之由來,又勾畫出金陵地理形勢,更寄寓了一種洞察歷史,洞見人生的意味;

            其二,文中兩重交織:一則遊憩與政事的交織;一則現實與歷史的交織;

            其三,金陵懷古:永恆的感慨。

        附:《快雨堂記》之“三段”——“三奇”

           (書道通人道;天人相與)

   

三,方苞遊記文之平實,姚鼐遊記文之奇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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