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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郭维森先生文一篇  

2012-01-12 23:37: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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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华章   典范永存

—— 郭维森先生与《中国辞赋发展史》

 

辛卯夏七月初八,郭维森先生悄然离我们而去,当晚,怀着无限的哀思,我写了首追念先生的诗:“骑鹤下扬州,人生得至柔。诤言勤国是,厚德诵同俦。抛却声名累,闲观湖上鸥。中华辞赋史,尚忆几春秋。”情实难尽,又撰挽先生联两副,一则曰:“大汉文章,笔底波澜常惠我;中华赋学,前贤典范永思公。”复忆一年前先生八十寿诞,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主持祝寿会的莫砺锋教授以“曾与郭先生合撰书稿”示我发言,我则以当时代专业所拟之寿联“乐只君子溥厚德,争光日月见精神”发端,说到我与先生的学缘、情缘多多,但为世人共知者,则是先生上世纪曾主持国家教育部“辞赋史”项目,邀我加盟辅佐而成近七十万言之《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我曾在一部旧著的重版后记中说:“记忆的闸门是不能轻易打开的,因为那里有太多的感念与艰辛。”我忘不了十五年前(1996年)赋史出版获赠样书时与先生相视一笑的情景,忘不了十八年前(1993年)我们完成初稿时先生认真审读时的神情,忘不了二十年前(1991年)我们完成资料整理后开笔撰写前的茶叙……是先生忠厚长者的风范、诗人性情的投契,成就了“一部书”学术接力的充实之美。抚今思昔,先生的治学影像每每浮现于他的众多著述中,而在这部精装旧著的字里行间所读到的辞赋研究成就与思想,则是我领略先生学术风采最真切的体会。

一、 本源意识:诗赋传统之考察

郭先生为学是平实的,治赋亦然。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于他的历史观。当年获得“辞赋史”项目研究甚早,后因诸多原因延宕时日,以致这期间(1987年)马积高先生的《赋史》出版了,于是经过一番踌蹰,先生将治赋的眼光置放于“发展”二字,“中国辞赋史”项目的结项成果也就成为了《中国辞赋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与马积高先生《赋史》主张“唐赋高峰论”不同,郭先生更注重的是辞赋传统的研究,追溯本源,就是诗赋传统的考察。朱熹《观书有感》论学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而辞赋源头的“活水”,就是刘勰所讲的“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究其根本,即先秦之“诗源”。于此,郭先生着力于两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是历史的分析。这在他所撰写的《先秦至汉初辞赋》第一节《绪论》之第一段《诗的退潮与楚辞的兴起》有着清晰地昭示。郭先生从多视角看待由《诗》到《骚》的渊承与演变,例如《诗》之“讽谏”与屈“骚”创作“自怨生也”以及“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关系,彰显了诗、骚思想与感情的一致性。又如刘师培说“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论文杂记》),郭先生则着重于屈原“娴于辞令”且作品中大量的尚“辞”表述,即屈骚中反复推陈的“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历兹情以陈辞兮,蒸详聋而不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不毕辞而赴渊兮,恐壅君之不识”等等,从而论证屈赋“陈辞”与“赋诗言志”在“行人之官”意义上关系,贯注了一种“史”的意识。再如屈辞用《诗》问题,郭先生指出:《离骚》之“忽奔走以先后兮”,即取意于《诗经·绵》“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天问》之“禹降省土方”,即取辞于《诗经·长发》“禹敷下土方”;《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则取辞变义于《诗经·大东》“惟北有斗,不可以酌酒浆”等,将词汇的联结导向意义的传承。

这也形成另一方面,即创作的分析。例如郭先生举《诗经·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等为例,对应屈原《橘颂》、《天问》等作品,以为极其相似,并指出:“陈风也盛行巫风,春秋末年为楚所灭,其诗风本与楚相近。”又如举《诗经·汉广》首章“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郭先生认为其“多用叹词,一唱三叹,与楚辞声调十分相似”。同时,从创作的分析来看辞赋的发源,郭先生能超脱狭义之“诗”(《诗经》)而勘进于广义之“诗”,比如楚声歌谣。他不仅对楚歌中的《子文歌》、《优孟歌》、《楚人为诸御己歌》、《徐人歌》、《接舆歌》等与楚辞作品进行对读比较,而且对产生于楚地的《老子》书中如“众人熙熙,如享太牢”一段也纳入视野进行考量,从而通过作品的分析印证了早期辞赋创作的南方文学特征。

郭先生治赋的历史眼光既重视诗、骚、赋之“同”,亦强调其“异”,正在其异同之间,才最接近历史的真实。《发展史》的《总论》虽由我执笔,但郭先生的两点指示最为重要,一是从词语辨明“辞”、“赋”之源头,一是从创作考论“辞”、“赋”之异同。例如对辞赋异同的考论,我们从“直陈法”、“铺叙法”、“用韵法”、“构篇法”与“藻采法”五方面展示屈辞与汉赋的相同,又从历史的演变论述其异,这一点则更多地展示于由郭先生执笔所撰写的《辞赋的早期形态》、《汉初辞、赋的混同与区别》等章节中。出于历史的视野,重视文献与作品的考查与分析,郭先生对赋史的认识常常体现一些转折点,例如对汉初以梁王菟园为代表的藩国赋的历史定位,他用“战国纵横的残梦”为题,切实地攫住赋史渊承与转折的结穴,其论述堪称于平实中见精彩的典型。

二、 祖骚宗汉:取则正宗之批评

郭先生为学是中正的,治赋亦然。在赋史的研究与撰写过程中,郭先生的“中正”态度既是持中守正,更是明“变”而守“正”。勘进而言,变在时代与作家情怀,正在赋作之范式。故而明变是其(赋)史识,守正乃其(赋)史心。

我们在《发展史》的《后记》中曾自评撰写思想的几大特点,其中包括“辨析辞与赋之分合变化”、“力破‘骚亡于魏’、‘赋亡于唐’之旧识,对唐以后辞赋创作之本事、艺术努力钩沉显微,以明其‘文变染乎世情’的时代特征”等,皆明变之思。因此,郭先生所主导的撰史思想之明变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强化唐以后赋史的研究,这个任务由我承担,以致使唐以后赋史的篇幅几乎占了全编的“半壁江山”;一是注重历史转变,特别是赋体赋艺演变的关键处,加以发微。有关后者,在郭先生撰写的前四章(第二章至第五章)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明变的史观。例如第二章中的《诗的退潮和楚辞的兴起》、《战国纵横的残梦——藩国赋》、第三章中的《汉大赋的裂变》、《赋的旁衍与文的变格》、《从游观赋中分立的音乐赋》、《汉末的悲唱与抗争》、第四章中的《汉赋的承袭与变奏》、《建安风力的变调——鲍照赋》、《诗与赋的合流》、第五章中的《形式的延续与内容的变化》、《李德裕的效古新篇》等节目及其内涵的书写,皆因赋史之变而表彰其赋家、赋作、赋体、赋风之变,以此构成郭先生主张的一源而多元、立体而交叉的赋史构建。

比较而言,如果说“明变”是郭先生在赋史撰写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即依据历史之迁移与赋体之变化而进行的摹画与书写,那么其“守正”的赋史观念则具有更强的“主观”性,是在明变基础上对赋体与赋史的重新认知。这一史观,就是前贤所说的“祖骚宗汉”说。赋史“祖骚宗汉”说起于宋代,如宋祁说“《离骚》为辞赋祖”(祝尧《古赋辨体》卷一引),林光朝说“司马相如赋之圣者”(王之绩《铁立文起前编》卷十引),项安世说“自屈、宋以后为赋,而二汉盛,遂不可加”(《项氏家说》卷八),至元人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上》谓“古今言赋,自骚之外,咸以两汉为古,已非魏晋以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可也”,已然定型。这种赋史观推扩于文学史观,就是金元以后渐兴而盛行于近代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理论。既然前贤已有定论,何以我说郭先生的“祖骚宗汉”观有其主观性色彩,因为其与古人所说一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人是以“则”而排“淫”,是否定辞赋变迁及其价值的仿古论,而郭先生则从通史意识容受古人所谓“淫辞”丽篇,且在容变而明变的基础上坚持守正的。所以他一方面揭示赋史中大量的“变奏”,更赞美其具有一代之盛的“正音”。

在《发展史》中,郭先生是以赋史的描述来展示这一理念的。突出的表征是他所撰写的《屈原奠定的美学理想》与《义尚光大的汉大赋》(包括《司马相如与散体大赋》)的两段文字。在第一节文字中,郭先生不仅从赋史的意义与作品的分析展现屈原的辞赋价值,更重要的是以屈原为例树立了一种赋史的美学理想。由此审美实践立论,其“祖骚”之精神亦如祝尧所谓“重情”,“祖骚”之辞章则在华美,绾合二者,才是美学理想。所以郭先生说:“屈原以其精神和作品影响后世,主要的是其美学思想和悲剧精神。以芳洁自励者莫不以之为楷模,求真、求善、求美;遭遇破国亡家之痛,或蒙冤受屈遭遇不平者,也莫不以之为同调,抒其哀怨愤懑之情。作为‘诗骚传统’之一,所涉甚广,影响深远。至其……辞藻华美,无疑为汉赋创作奠定了基础。”同样,对汉代散体大赋正宗的形成,郭先生也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全方位地展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原因,赋家追求大美、积极进取、夸耀心理、补衮心态、神仙思想诸方面,并通过代表性作家如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将汉赋的美学风范也典型地烘托出来,成为后世赋家不断摹效的榜样。

       三、文本精华:作品诗意之解读

郭先生为学是奇崛的,治赋亦然。郭先生是位诗人,他的创作包括古典与新体,因为他注重的不是诗的形式,而是精神,一种栖居于古今多少华章佳作中的诗意。也许正是这种诗人的气质与诗心的灵动,郭先生在赋史的书写中对大量辞赋作品之诗意解读,给读者也提供了更多的精彩。

试举数例如次:

对宋玉赋的研究,郭先生在大量文献的钩稽与考辨的基础上,将其作品按真伪的可信度分为五等(五层次),分别是《九辩》(第一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第二等)、《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第三等)、《招魂》(第四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第五等),而其解读的功夫则主要放在前两等的作品。如对《九辩》创作艺术进行精彩分析,特别是对赋中第一段“悲秋”的解读,得出其“描写有很大的创造性,句式也灵活多变,是在《离骚》基础上的重要发展”的结论。同样,通过对《风赋》及《高唐》《神女》的思想、艺术及写作方法的分解,说明宋玉赋“开始走出屈原诗篇中的神话世界,而着眼于现实世界的描绘;在技巧上有许多成功的地方,推动了由楚辞向汉赋的发展”。这是由作品考辨到分析,由赋章解读到赋史考量的论述,结论虽或与他人相近,但其中的细致分析,信而可征且充满诗意。

对王延寿的《梦赋》,郭先生通过文本进行心理分析,尤其是对其中“其为梦也,悉睹鬼神之变怪……于是梦中惊怒……乃挥手振拳,雷发电舒”的一段描写,抽绎出其内在精神,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这种积极精神,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不可多得,尤其是东汉时期,谶纬迷信甚嚣尘上,王延寿能写出这样的赋更为可贵”。由于《发展史》于每一作品的分析字数有限,难以尽意,于是郭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撰写《王延寿及其〈梦赋〉》一文,提交给1998年秋在南京举办的“第四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评讲人美国汉学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康达维教授给予极高评价。此文后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辞赋研究”专栏。而在这篇文章中,郭先生对《梦赋》的虚构艺术及创作思想,作出更为详尽而精彩的分析,这是通过一篇赋章以彰显其赋史价值的范例。

对谢灵运山水赋作尤其是《山居赋》的分析,郭先生一则关注当时玄远之风的影响,其中包括对节候的敏感而来的人生叹逝,一则又着力于艺术分析,包括风格、章句、字法,特别是对赋中“警句”的解析。如写山居景象,谢赋中有云:“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郭先生评曰:“四句可谓写景佳句,作者观察细致,抓住了景物的特征,有声有色,动静相形。”又如赋中描写“游鱼”数句云:“辑采杂色,锦烂云鲜,唼藻戏浪,泛符流渊,或鼓鳃而湍跃,或掉尾而波旋。”郭先生评曰:“写游鱼色彩鲜明,姿势多变,形态极为传神。”至于谢赋中所述“谷稼之事”的一段描绘,郭先生对其中有关田畴农产的词语大加称赏,以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能颇为生动地描写农田景色,在文学上却是别开生面”。谢诗警句多有精彩,而魏晋以后,作家写赋也重“置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郭先生攫取警句而言《山居》(另见郭先生《山居赋及其他》一文,载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既有他的诗意发挥,也是他撰述赋史的生动之处。

对杜甫赋的探讨,郭先生在《发展史》中所用篇幅不多,但对一大诗人之赋的诗意解读,还是值得称述的。郭先生早年师承胡小石先生,胡先生曾论杜甫《北征》诗“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有”(胡小石《文集·一》),属于“化赋入诗”法。郭先生遵循其义,却从另一视角将杜甫“化赋为诗”与“诗名盖赋”及明人“唐无赋”说构成杜赋不受重视的三大要因,缘此驳正,方始进入对杜氏所献“三大礼赋”及其咏物赋之《雕》、《天狗》的解读。当然,相比之下,郭先生更加赞美杜甫咏物赋的特色:如对《雕赋》开端之奇兀,即“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云云,郭先生以为“其迅猛雄俊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对《天狗赋》所描写既突出其威猛、迅捷之形象,刚简、清劲之品性,又表现其受天子赏识竟弃置不用,且遭群兽疑猜的境遇,郭先生感叹道:“一看便知,这是杜甫结合自身遭遇而发的感慨。”人称杜甫诗为“诗史”,郭先生以诗赋交融的视点印证杜赋亦具“诗史”的特征(另见郭先生《杜甫的赋》,载《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一期),仿佛给我们打开了赋史写作的另一扇窗口。

郭先生诗意地解读赋篇的例证甚多,比如对刘歆《遂初赋》开启“述行”主旨、对傅毅《舞赋》动态之描写、对“音乐赋”脱化于“游观赋”的史迹、对邺下文人集团赋中男女之情的描写、王绩诗与赋的交融、盛唐赋边塞、游艺主题及意境与哲理的融织等等之分析,使他的赋史研究显出生气,绽放光彩。

       四、一种信仰:赋学人格之彰显

郭先生为学是真诚的,治赋亦然。与郭先生相识之人皆知,他为人正直,对事鲠直,治学执著,而为学、待人、接物之情感,则是既激切,又淡远。这体现于他的赋学研究,往往不仅是为学而治学,而是于治学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信仰,是人格的彰显。在庚寅岁初秋郭先生八十诞辰祝寿会上,我曾献诗一首,诗云:“岁历行开九秩新,椿龄有庆正庚寅。离骚赋里三家志,松菊堂中五柳巾。德教频频援后学,师心奕奕见精神。欢欣共赏初秋月,执杖南山又一春。”诗的颔联前言屈原,后说陶潜,而郭先生治学之精髓,于屈、陶最多关怀;郭先生之人格品性,则类屈、陶而彰显。

让我们回到《发展史》,郭先生撰述屈原与陶潜的赋主要也只有两节,分别是《屈原奠定的美学理想》与《淡远、激情兼具的陶潜辞赋》,但其撰史心志所体示的赋学人格,则贯注于通篇的写作,乃至他的整个人生。

郭先生对屈原及其辞赋的钟爱是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历程,其中最突出的而为其自觉效法的,则又是屈原因明志而爱国,因中正而耿介。他自早岁撰写《屈原》到晚年再写《屈原评传》,其间又有大量的有关屈原的论文传世,如《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时代特征》(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楚辞研究》)、《屈原的文化精神》(《中华文化与艺术》2003年1卷1期)、《屈原对真、善、美统一境界的追求》(《光明日报》2002年5月14日)、《屈原与庄周美学思想异同辨》(《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1期)、《从屈原创作的个性化论屈原之不容否定》(《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2期)、《屈原名字说》(《中国屈原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离骚〉之“骚”》(《荆州师专学报》1996年6期)、《〈离骚〉求女情节的来龙去脉》(香港《屈原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九歌·山鬼〉与望夫石的传说》(《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3期)、《论汉人对屈原的评价》(《求索》1984年4期)、《鲁迅怎样评价屈原》(《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等。这些论文以翔实的考证、精深的义理、清简的词章而立足学界,自成一家,而我认为郭先生最重的且寄志高远的,宜为他所推崇的屈子之精神,即《屈原与庄周美学思想异同辨》一文中所赞赏的“纯粹之美”、“崇高之美”与“和谐之美”,这也是他在赋史撰述中展现的“美学理想”。这一贯注赋史研究的美学理想,是不能轻忽而宜珍重的。

陶渊明的辞赋仅存三篇,分别是《闲情赋》、《感士不遇赋》与《归去来兮辞》,前两篇有所秉承,后一篇独辟创思,郭先生在《发展史》赞美其篇篇“精彩”,尤重后者的意蕴,而以“淡远、激情兼具”总括陶赋风格,可谓匠心独运。郭先生亦因秉性相承,由爱陶、好陶而研陶,曾与友人合成《陶渊明全集译注》,对陶诗、陶文、陶赋,已精熟于心,所以在《发展史》中论析陶赋,也是举重若轻,随手拈来,自成妙趣。在其论述中,我最欣赏的是对《归去来兮辞》的分析与评说,如评述赋中情境:“一切是那么美,那么自然。作者陶溶其中,不求富贵,不慕神仙,顺应自然,便能得到很大的安慰。”又评述赋所表现的思想情怀:“表现了作者对田园的热爱,除了因田园有优美的自然风景外,还因为‘园林无世情’,田园的淳朴宁静与市朝的污浊喧嚣正相对应。禀性淳朴、性情真率的陶渊明选择了前者。”这与其说是对陶赋的解析,毋宁讲是郭先生读陶赋时的一种心灵投契,其间的感慨与美好,隐显于楮墨间。

合观屈、陶,是郭先生研究赋史的一种精神,绾合屈、陶,又是郭先生人生与学术的实践,作为《发展史》的合作者,我与这份性情默契,更为这种真诚感动。

在郭先生的追思会上,读到先生夫人顾学梅老师的《代郭维森告别书》的人,莫不为之动容,书中写道:“他——一个勤奋、多思,正直、善良又有些倔犟的人,在这个世上轻轻地走过。”先生临终前一年自选了一本论文集,名曰《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我想,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包括他的辞赋研究,也曾“轻轻地走过”那个曾被称之为“现代”的时代,但给读者与未来留下的,却是深刻、凝重而永远……

 

              2011年12月14日(农历辛卯十一月二十日)于南京龙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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