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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14日  

2011-01-14 23:03: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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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文选序》摘录 

由桐城文学到桐城派文学,关键在超越地域的变迁与影响。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十五云:“论文居今日,南方居其极盛。自程鱼门、周书昌发为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言,世人类以桐城派称南方之文。然隘以桐城之称,不如竟称以南派为得其实。”此就影响而言,却抹杀了本根。因为“桐城派”作为一历史名词的存在,在于其地域文学的扩散过程,而作为桐城文学向全国范围的扩散,主要有四阶段,这也是桐城派形成的主体框架。

第一阶段在康、雍至乾隆前期,以方苞入值南书房与任翰林院侍讲为标志,是桐城派形成之肇始期。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方苞少年虽随父客寓上元,然亦受乡梓文学之熏陶,其向慕方学渐、方以智等宗老之学,幼年曾得乡先辈钱澄之的教诲,对其古文观均有潜在影响。其二,略长于方苞的乡贤戴名世,以榜眼身份与方氏同在翰苑,二人文章并美,堪称当时朝中桐城文坛双璧,然因《南山集》案戴氏身死而名毁,文集残缺,沉沦百年而无人问津,将之视为桐城文派初祖,乃近人矫枉之思。其三,方苞以桐城籍入翰苑,倡导古文“义法”矫翰林文风,且编《古文约选》指导创作,始彰桐城文学于全国范围,视为立派初祖,已为不祧。

第二阶段在乾隆四十一年至嘉、道间,以姚鼐辞四库馆职返南方从教,相继授学于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弟子众多,人才辈出为标志,使桐城派进入隆盛期。在方、姚之间,刘大櫆崛起乡间,游学京师,功名无成,老于乡曲,乃因方苞的提携奖掖,尤其是姚鼐对其师的推尊,被后人奉为“二祖”,虽刘氏为文奇崛,为学精深,然影响远不及方、姚。姚鼐最大的贡献,是以教学的方式,将桐城文学推扩于各地,形成众星拱月般的文坛新局。对此,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分及门弟子与“不列弟子籍”者,分述姚门之杰,有“桐城”、“上元”、“江西”、“广西”诸学,尤其是姚鼐“典试湖南”之影响,而有湘乡文学之兴,于是道、咸后之文派(如阳湖、湘乡),尽归于桐城支流。

第三阶段在道、咸时期,以姚门弟子的群体兴起,特别是曾国藩之推尊桐城之作用为标志,桐城派文学经洪、杨之乱衰败后而进入中兴期。这又分为两时段:一是以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姚门学士对桐城古文的标举,特别是如姚莹等对“经济”之学的重视,对桐城前期文学思想已有纠正与补益;二是曾国藩自附于桐城之学,既对桐城古文之学有所总结,亦有所开辟,尤其是曾门弟子被纳入桐城派研究视域,为晚清桐城派的成就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桐城文学之走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桐城诸老(尤其是三祖)古文创作的评价与分析,如方以学为文,刘以才为文,姚以识为文等;二是应运于时势,特别强调经世之学,力图将传统古文与现实致用凝合为一。

第四阶段在晚清民初,以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以及桐城后学马其昶、姚永朴等对桐城古文的反省与重光为标志,堪称桐城派文学的衰变期。这一时期的桐城派文章,除了与以扬州学派为代表的“选学”思想的抗衡(亦有会通,如前此刘开对骈文的重视),更主要的是一大思潮与两重面对。所谓一大思潮,即接踵而来的新文化思潮;两种面对,即一在坚守与保持桐城古文传统,与日兴之白话语体相左,一在顺时而变,对新思潮的容纳与吸收。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不能因桐城派倡导“古文”就被视为保守势力,其实从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自序》到吴汝纶的《天演论序》,就可看到其对西学与新学的评述与理解,均超越常人心智。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也是遵循桐城古文法而应用于新教育的新教材,是具有时代性的。推扩而言,20世纪以新学为旧学(新儒家)的方东美、以旧学为新学(深于古文而治西方美学)的朱光潜,皆桐城学人,且亲炙晚清桐城遗老之教,其“日新”之思,有时代特征,亦不乏传统精神。

一个文派的形成,不仅有群体作家的创作,还要有指导其创作的理论,桐城文学之所以成派,在于有自觉而系统的古文创作理论。考察桐城学人,多有为诗文集题序之作,加上大量的论文书,如方东树的《答叶溥求论古文书》、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姚莹《复陆次山论文书》、吴汝纶《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等,皆汪洋宏肆,内涵丰赡,多兼古文创作与理论为一体。倘就桐城古文理论之“元典”,举凡大要,我以为主要在戴、方、刘、姚四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戴名世的“精、气、神”说、方苞的“义法”、“雅洁”说、刘大櫆的“神气”、“因声求气”说与姚鼐的“阴阳刚柔”说及为文八字箴言(格律声色神理气味)等。戴说见于《答伍张两生书》,将道家导引之术之精气神用之于文章,其“精”即雅言,与方苞所说的“雅洁”与“尚简”相类;其“气”则拟状天地之气而为文章气势,与姚鼐之阳刚之美相近;而“神”乃文之精妙处,堪称刘大櫆“神气”说先声。戴钧衡《潜虚先生文集目录叙》论名世文“见其境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气之逸,韵之远,则直入司马子长之室而得其神”,复以其创作印证其理论。方氏“义法”说见载《又书〈货殖传〉后》,取法《春秋》、《史记》,倡导文章之“言有物”与“言有序”,即反对空言,强调义理,包括文风简约、语言规范,并与删削繁词芜句之“雅洁”说相符应。其中“义法”说在桐城古文理论中最为重要,虽然有姚鼐批评其“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与陈硕士书》),然观桐城后学,论文无不强调义法,对义法的重新解读,也成为古文评论与争锋的要点。刘氏“神气”说主要见于所著《论文偶记》,对古文之本体与风格均有系统的阐释,而这里我想强调的刘氏“因声求气”法不仅重视古文的诵读要则,而且成为桐城文学由古文诵读而理会其精髓的“传宗之秘”。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论文之“粗”(格律声色)与“精”(神理气味)关系,实亦暗寓此法。张裕钊记述方宗诚转述桐城“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答吴挚甫书》),是意味深长的。姚氏“阴阳刚柔”说分别见载《海愚诗钞序》与《复鲁絜非书》,乃基于“道与艺合,天与人一”(《敦拙堂诗集序》)文原理论,而对古文风格展开的形象化的探讨,这也与姚氏为文既有横骛别趋且又迂回荡漾有关,并成为桐城后学转述阐发的批评原则。

上述皆桐城古文之核心理论,倘若再作一提摄,对其桐城文学之所以成派的理论作一最抽象的把握,我觉得有两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由学统到文统,桐城派确立了基本统一的传法定祖的统绪,那就是由《春秋》义法经《史》《汉》到唐宋八家、明代唐宋派文人,再到桐城“古文”的正统观。这其中对《史记》、韩愈、欧阳修、曾巩、归有光、桐城三祖的推尊,尤为正统中之嫡宗。然文派源自学派,中国学术自韩愈《原道》发生了一重大变化,先前之原道(如刘勰)仅本土经义的传承,而韩氏则借释氏的“判教”方法纠正佛教,归复儒学,梳理道统(如孔孟荀扬),其倡“古文”,亦当作如是观。桐城古文家也如此,是以“判教”之判别真伪,传法定祖,来审视古文传统,所以既要“尊体”(古文之体),又主“禁体”(古文不可掺杂他体)。

二是由学术到文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姚鼐提出的“义理、考证、文(词)章”三者兼济而“得其大美”(《述庵文钞序》)的观点,是由平亭当时汉、宋学之争而移于评骘文章的。其实这种提法当世学人亦多,而后论述则各自表述。桐城学人强调“义理”与其尊崇理学有关,而强调考证显然应对时有之详于词章而略于考证的批评。其实探究桐城文之创作实际,以及其三者兼济的主张,最本质的或最有特色的,我想仍是以词章见胜。对此,姚永朴《答方伦叔书》认为“义理之文或失则质,考证之文或失则碎”,“惟词章实足通二家之邮而息其诟”,原因在词气欲盛,必明义理;词文欲古,心通考证。古人所言“圣人之情见乎辞”,“修辞立其诚”,皆为桐城文法所本,而其于文学修词之功的重视,即使对当今文学论文尝流为历史考据学之附庸,也不无启迪与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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