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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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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21日  

2010-08-21 12:48: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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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一赴四川邛崃参加卓文君纪念会,一赴四川蓬安参加司马相如纪念会,巧用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言“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成两文,后刊于四川师大学报。此论文中之有趣者,因录如次,以飨读者。

 

弹琴而感文君

 

—— 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

 

 

摘要:有关司马相如在临邛“琴挑文君”的本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据相如自叙,记述甚详,然其间的文化内涵与婚俗背景,尚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思考。“琴挑”作为一种媒介传统,实与琴心、琴制以及“以乐行媒”的文化内涵相关,而这段因“琴挑”而成就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都存在着非历史化的偏差,这又需要将其置放于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去考察,以阐发其现实的合理性。

关键词:司马相如;卓文君;琴挑;婚俗背景

 

唐代初年蜀郡相如县令陈子良撰《祭司马相如文》中有云:“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司马相如一生最重要的两次际遇,即生逢两大“知音”:文君与武帝。“感文君”缘“琴心”,“惊汉主”以“赋心”,婚宦两得,全赖擅“声”与知“音”,千载传响,自为美谈。而两件人生美事,又以“琴心”挑“文君”在前,并且纵观相如一生故事,则尝系于此,故试为说解,见笑大方。

 

一、相如“琴挑文君”本事述略

 

据学者考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字主要依据相如“自叙为传”,如刘知幾《史通·杂说上》谓“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1],这也说明《史》、《汉》中相如传记所载史实的可靠性。《史记》本传记相如与文君本事在客游梁孝王之后,其往临邛,因临邛令王吉的强邀,而过饮当地富豪卓氏家,得遇文君。传文记述甚长,节录一段关键文字如次:

 

    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2]

 

继此,本传尚多延续故事:一则,相如与文君婚后家徒四壁,无以为生,而卓王孙的态度是“大怒”,并谓“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二则,因无以为生计,相如与文君又从成都返临邛,尽卖车骑而买酒舍“酤酒”,“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杜门不出”,后经家人劝解,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而文君得到分财,与相如返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三则,其后相如因喻巴蜀父老、安抚西南夷有功,汉武帝“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

由上可见,自相如琴挑而文君亡奔后,卓王孙态度有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也增加了整个事件的故事性,其中文化内涵,亦有值得探究处。同样,从相如“家贫,无以自业”时,临邛县令王吉邀其饮于临邛首富卓氏,到拜中郎将建节往使西南,传记通过卓王孙态度“三变”,隐示了文君从相如由贫而富,由贱而贵,始终相契相合,伴随左右,其对相如一生行事的影响,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史记》本传还记述了两件与文君相关的事:

一是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有财”所以尝“称病闲居,不慕官爵”。这说明相如与卓氏联姻,使其再无生计之忧,这也影响了他一生的为人态度和著述成就。

二是相如晚年因“病免,家居茂陵”,武帝派所忠探望并取所著书,而相如已死,所忠“问其妻”,其妻取相如所撰遗札即《封禅书》奏之。按,其妻是否即文君,无考。然据《西京杂记》记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文君为诔,传于世。”[3]此言相如死后“文君为诔”,或可成为《史记》本传“其妻”即为文君的旁证。只是所说相如因“悦文君之色”而发病,且作《美人赋》“自刺”,恐为小说家言。然文君之美色及“远山眉”,则已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吟咏玩赏的话题,如宋代诗人周南《卓文君》诗云“芙蓉为脸玉为容,淡拂眉尖远山色”;清代诗人吴省钦《文君井》诗云“回睇远山横,眉痕学妍靓”,皆歌咏其美。他如明人王世贞谓“卓文君眉色如远山,人效之为远山眉”[4],亦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此外,相如晚年病免居茂陵,《西京杂记》卷三又载有“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的故事一则。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一录《白头吟》八首,其中“古辞”两首,并无相如与文君内容,《古今乐录》、《乐府解题》也无此记述[5],直到唐代如李白拟作《白头吟》始据《西京杂记》而有“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的诗句。依据这一传说,相如则背“负心”之名,而文君亦生“怨心”。如宋人赵蕃《卓文君》诗云:“成都共逸为琴心,岂不尝闻赋丽淫。重聘茂陵今已晚,不须多赋《白头吟》。”又,周南《卓文君》诗长篇演绎《白头吟》故事,自谓“推其意为文君怨”。又如李白的《白头吟》又取陈皇后失宠而付千金请相如代作《长门赋》事,谓:“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清代乾隆帝御制《白头吟》诗亦据此而感叹曰:“相如赋长门,因之得黄金;如何卓文君,又作《白头吟》?”朱鹤龄《卓文君》诗也说:“眉黛轻描远翠侵,恩情早定七弦琴。如何白首犹移爱,羞杀长门卖赋金。”这类传说的千年演绎,无不围绕着相如与文君奇特的婚姻话语,而根源于“琴挑文君”之本事。

 

二、琴心、琴制与以“乐”行“媒”

 

琴作为乐器,素被中国古代士大夫所推崇,所常御,倘若兼有琴棋书画之艺,最为儒雅君子。应劭《风俗通义》载:“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非若钟鼓,陈于宗庙,列于虡悬也。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而琴器之用在琴音“尽声变之奥妙”(傅毅《琴赋》),琴声之变则又缘琴心之感发。庾信有诗云“临邛若有便,为说解琴心”(《和赵王看妓诗》),即借用相如“琴心挑之”本事;清人祝凤喈《与古斋琴谱》则谓“鼓琴曲而至神化者,要在于养心”,实为其理论诠解。

相如以琴心挑文君,首先在深谙琴道。传说古代有四大名琴,分别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相如的“绿绮”与蔡邕的“焦尾”。晋傅玄《琴赋序》曾列举后三者,以为“名器”,以致后人又尝以“绿绮”为琴的通称。如晋张载《拟四愁》“佳人遗我绿绮琴”、李白《听蜀僧濬弹琴》“蜀僧抱绿绮”等诗句皆是。也正因为相如对琴道“好之”,且精通琴艺,所以才有了这些传说。当然,有相如的琴心,必有文君的感动,亦如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方能成就这等佳话,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6]!值得注意的是,相如琴挑文君作为一种故事的范例,影响了后世因“琴”知音多用于男女情事,喻琴瑟和谐,比如《玉台新咏》卷九所载托名相如的《琴诗》二首,所谓“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7],以及后人追和的“凤兮凤兮鸣噰噰,雄将飞兮雌将从”(周紫芝《拟司马相如琴歌代文君答》),均同其义。探究其中原因,又当由琴心而观其琴制。

一曰“琴源”。琴为谁造,史籍说法甚多,其中伏羲造琴说与神农造琴说影响最大,尤其前者,居琴源之首。据王应麟《玉海》载《琴书》引蔡邕《论琴》:“伏羲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平象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象四气。”伏羲作为古代神话中昆仑大神,具万有之神力,然考诸汉代史籍,其与女娲尝被奉为“婚神”。如谓“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绎史》卷三引谯周《古史考》),“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应劭《风俗通义》)。由于对伏羲与女娲“再造夫妇”之神性的普遍承认,班固在他的《两都赋》中赞汉光武刘秀再定婚俗宗法之礼,则喻之以“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之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8]。正因伏羲造琴有着主“婚”之礼的内涵,所以相如因“琴”挑“情”,好合男女,也就具有了文化的本源意义。

二曰“琴材”。古人制琴,重阴阳谐和,即琴面拟天,以桐材,为阳;琴底拟地,以梓材,为阴。明人刘珠《丝桐篇》论琴材云:“天下之材,柔良莫如桐,坚刚莫如梓。桐主发散以扬声,梓主收敛以聚声。以桐之虚,合梓之实,刚柔相配,天地之道,阴阳之义也。”由琴材到音理,亦以兼融阴阳为佳。清人程雄《琴学八则·取音》云:“取音之理,全凭两耳,必须细察其孰为刚,孰为柔,孰为刚中之柔,孰为柔中之刚。何也?声音之道,皆由天造,其中高下抑扬,悉本阴阳之理,生生不息。故浅之足以悦人心,微之即可通造化。”正因“阴阳合意,造化一心”(《古琴铭》),琴也就能“体兼九丝,声备五音”(谢惠连《琴赞》),从而达到“清飙因其而流声兮,游弦发其逸响;心怡怿而踊跃兮,神感宕而惚恍”(成公绥《琴赋》)的境界。由琴声之“阴阳合意”到琴用之“阴阳合意”,来看相如“琴挑”之意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三曰“琴德”。汉人桓谭《新论·琴道篇》云:“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后世发挥其义,论琴“德”之说尤多,如明人冷谦谓琴有“九德”,即“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如论“润”,则谓“韵长不绝,清远可爱”;论“清”,则谓“发声犹风中之铎”(见《琴书大全·琴制》)[9]。诸德虽有异说,然突出琴声之高逸悠远,所谓“导德宣情”(戴逵《琴赞》)、“宣和养气”(嵇康《琴赋》),实属一致。当然,因地域的区别,琴声也有差异。如宋人朱长文《琴史》卷四引唐赵耶利说“吴音清婉”,“蜀声躁急”,躁急者“如急浪奔雷”,更显其冲击力量。而由琴德琴声反观相如与文君之因“琴”传“心”,也是耐人寻味的。

四曰“琴意”。因情传意,为琴之妙用,昔人谓“参以酒德,间以琴心”(王俭《褚渊碑文》)、“譬如巧琴师,哀弹发丝桐”(韩维《览梅圣俞诗编》),实取其义。因为琴意最善传情,故桓谭曾记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即云“臣一为之援琴而长太息,未有不凄恻而涕泣者也”(《新论·琴道篇》)。可见情发于声,见于琴意,最为感物动人,嵇康《琴赋》云“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亦通合于相如“琴挑”游戏间的“琴心”真情。

由此再看相如“琴挑”的历史文化内涵,又与以“乐”行“媒”的传统有关。

考察以“乐”行“媒”之源,当在上古祭神的巫术歌舞,特别是殷商时代承夏礼而重巫歌,祭神重声乐之娱,所谓“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礼记·郊特牲》)。以声乐祭神媚神,也包括行“媒”之神。虽然周礼变殷商祭神之法,即“周人尚臭,灌以鬯臭”(同前)等变重“声乐”而为重“气味”的交感巫术,其中增添了“惟吾德馨”的道德成份,但以“乐”行“媒”之风未绝,如《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比较而言,更典型的就是传承殷商《桑林乐》的“郑卫之音”。据《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乙太宾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又,《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据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考证,高禖即郊禖,是“社”的别称,“社”又是原始宗教的神圣祭坛。所以“会男女”,即“祭媒神”[10],诚如《墨子·明鬼》所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而郑、卫多属殷商旧地(宋),其风尤炽盛,其声尤放纵,以致孔子有“恶郑声之乱雅乐”(《论语·阳货》)的批评,朱熹更发挥孔子“郑声淫”之说,直谓郑诗(歌词)是“淫女戏其所私”(《诗经集传》卷二《郑风·山有扶苏注》)。其实,撇开这些道德的评判,郑、卫之声的“男女奔会”之以“乐”行“媒”遗存,在楚汉辞赋领域仍有明显体现。除了《墨子》中所言“楚之云梦”与宋之桑林同为祭祀媒神之地,因而产生了《高唐》、《神女》之赋,在屈原的作品中,也有以“乐”行“媒”的印记。如《离骚》有云:“吾令丰隆椉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洪兴祖注:“蹇修,伏羲氏之臣……使古贤蹇修而为媒理。”[11]朱熹注:“蹇修,人名。理,为媒以通词理。”[12]蒋骥则谓:“蹇修……理媒使也。”[13]而考之《尔雅·释乐》“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磬谓之蹇”,又可知“蹇修”正是伏羲(楚汉人也视为婚神)身边以“乐”行“媒”的角色,明人何乔新《贫女篇答王元哲》云“命薄蹇修拙,谁歌凤求凰”,即源自此。

西汉琴曲歌诗多承楚调,其中如《房中乐》、《伯牙操》、《长门怨》、《琴歌》、《白头吟》均为“楚调曲”,亦为相如所好,人谓“琴学盛于汉、晋”(杨宗稷《琴学丛话·琴话》卷二),也包括出现了像相如、蔡邕这样的琴学大家。而且相如为代表的汉初赋家,其创作亦以传承楚声为主流,所以相如“琴挑文君”本事内涵以“乐”行“媒”的文化渊源,是近承楚声而远袭上古巫风的。只是在文化的传承意义上,相如“琴挑”史实已淡褪了上古巫风的祭祀媒神的色彩,却传袭了郑、卫之音的“奔会”性质。也正因此,相如的这一举动成为后世戏剧家笔下的母题。比如直接摹写其事的有明人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一剧,清人舒位的《瓶笙馆修箫谱》有《卓女当炉》一剧等,而影摹者最著名的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五折“听琴”一段。试观其中张生的道白:“琴呵,小生与足下,湖海中相随数年,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这神品。……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当剧中崔莺莺听张生所弹的一曲《凤求凰》之“张琴代语兮,聊写微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后,则云:“是弹得好也呵!其词哀,其意切,凄凄然如鹤唳天。”张生的“琴挑”与莺莺的“知音”,可谓相如琴挑文君的翻版,是千年相承的以“乐”行“媒”的文化精神。

 

三、相如与文君浪漫情缘的婚俗背景

 

一曲“琴挑”之戏,成就了相如和文君的一生情缘,也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千年风流佳话。如果我们再回到“琴挑”本事,看相如有违一般“礼教”的行为,以及卓王孙前后别若霄壤的态度,有必要结合西汉前期的婚俗背景作些考察,以明其情缘中的情理。

首先,西汉早期婚姻比较自由,所谓“媒人”只是“传言”的作用,尤其是“礼教”未严,贞操观淡薄,这应该是司马相如琴挑“新寡”的卓文君且私奔偕亡的婚俗基础。因为相如与文君的婚姻,尝受到传统法理与礼俗的质疑,其中最突出的是两点,即文君因相如琴挑而“私奔”和其“新寡”的身份。就第一点而言,由于汉代已经强调“妇人因媒而嫁”(刘向《新序·杂事》),所以受到质疑。其实,在西汉没有媒人而成婚者司空见惯,甚至相如的行为也是历代婚俗学家视为西汉婚姻相对自由的例证[14]。甚至在东汉末年,青年男女亦多有私定婚恋的,如繁钦《定情诗》所描写的:“我出东门游,邂逅承清尘。思君即幽房,侍寝执衣巾。时无桑中契,迫此路侧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恩情,佩玉缀罗缨。”这既是爱情的企盼,也是现实的写照。至于第二点,在相如的时代,迎娶寡妇亦无非议,而女子改嫁,也是普遍的现象。如《汉书·张耳陈余传》记载张耳妻即为改嫁之人,《景帝纪》记载景帝王皇后也是多经改嫁为入宫的;《苏建传》也记载了苏武被匈奴扣押其妻改嫁之事[15]。究其原因,在于当时贞操观淡薄,并无后世那样严格的“礼教”束缚。而据史载,汉代至宣帝时才颁行了第一个褒扬“贞妇顺女”的诏令,而且仅提出赐“贞妇顺女帛”,也没有从礼教的意义进行宣扬与溢美。到元、成以后,儒学兴盛,伦理观渐严,“存问孤寡贞妇”(《汉书·元后传》)事例日多,也就出现了如刘向《列女传》这样的撰述。

其次,据西汉文献记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婚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所以如果说相如琴挑文君有障碍,则不在“非礼”,而更重要的是门第的悬殊。这只要看卓王孙态度的变化和相如生存状况的变化即可知一斑。据前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文君听琴而初“奔”时,“卓王孙大怒曰:‘……不分一钱。’”继而相如沽酒、文君当炉于临邛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后经人劝以利害,始分“钱百万”等。而当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西南时,卓王孙则“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可以说,通贯其态度变化及其所表现的,始终是金钱财物。同样,司马相如与卓氏联姻后,最大的变化是由“家贫,无以自业”到“为富人”,其主线也是钱财。在当时,富门大姓“相与为婚姻”(《汉书·赵广汉传》)是常例,若像汉初陈平家境贫寒,所以求婚富户,皆“莫肯与之”(《汉书·陈平传》),因为“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16],是社会公认的婚俗现象。尤其是汉代婚嫁奢靡之风极盛,在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已将其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质疑,即使到东汉年间,豪门贵族仍是“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后汉书·章帝纪》)[17],甚至有“一女许数家”的敛财行为。这在“俗奢侈”,“归女有百辆之徒车”[18]的蜀地,更是如此。由此可见,相如以家贫之身琴挑文君是引起卓王孙“大怒”的主要原因,而相如与卓氏联姻结果成为“富人”,自然也是为时俗所艳羡的。

其三,相如与文君的婚配,在当时应是一对时尚佳偶,这与西汉婚俗以才貌取人相关。据《史记》本传载,相如是“雍容闲雅甚都”,文君“心悦而好之”;《西京杂记》卷二载“文君姣好”,故相如“悦文君之色”,二人惺惺相惜,一在貌,二在才,才貌双全,方为这段传奇婚配增添了才子佳人式的色调。在汉代,相貌是婚娶的重要标准,如汉乐府《艳歌罗敷行》作为情歌对罗敷美貌的渲染,《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母为子求偶的理想标准也是“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反之,丑女难嫁,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诚如《焦氏易林·豫》中所言:“东家中女,嫫母最丑,三十无室,媒伯劳苦。”也正因此,所以在卓王孙“大怒”、“耻之”的情形下,“昆弟诸公”劝慰他的话也是相如“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孙怒意方始稍解。可以说,相如与文君的婚姻经历坎坷而渐入坦途,是与其才貌相关,显现了当时尚美的婚俗文化内涵。

其四,相如琴挑文君在其客游临邛之际,这标明了这段婚姻的流动性与偶然性,也更具传奇性,究其原因,又与自战国迄西汉的游士文化与游士婚姻有着一定的关联。游士阶层兴起于战国时代,源自秦国的客卿制度与六国的养士之风,当时战国六君子养才辩之士为门客,就是典型事例。这种风气到西汉前期仍盛行,汉代文、景之世,吴王濞、淮南王安、梁孝王武均以养士闻名,其中梁王宾客作赋陈辞,尤昭著于文学史册。司马相如的前半生正是一个典型的游士,据《史记》本传载,景帝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遂“客游梁”,后因梁孝王卒,始归蜀,游临邛而遇文君。也正因为有着游士集团与游士文化,方有了游士婚姻。比如秦末原为魏公子无忌的门客大梁人张耳“游外黄”时,与外黄富人女结婚;大梁人陈余“游赵苦陉”,当地富户公乘氏“以其女妻之”(《汉书·张耳陈余传》);汉景帝时淮阴人枚乘游梁,得娶“小妻”,而生“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皆游士在客居地成婚的例证。由于游士的自由活动,决定其客地婚配的流动性,所以基本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而更多的是“一见钟情”的偶然。相如与文君的婚姻应属此类,只是其以“琴挑”与“知音”强化了婚姻的美丽情缘与神奇色彩。到了汉武帝时,武帝为了削弱宰相权限,将藩国游士纳入中朝,以对抗外朝官势,所以一批包括相如在内的“专务游说”的善文之人,渐渐衍变成朝中的文学侍从,于是游士集团的瓦解,也就造成了游士婚姻的消解,婚俗中礼教的强化实与士大夫阶层之家族稳定性的进程切切相关的。

 

由感文君的“琴心”到惊汉主的“赋心”,成就了相如另一段人生的传奇。祝凤喈《与古斋琴谱》谈弹琴与听琴的感受时曾说:“迨乎精通奥妙,从欲适宜,匪独心手相应,竟至弦指相忘,声晖相化,缥缥渺渺,不啻登仙然也。”如果我们通过如此音声之妙,再看《史记》本传记载的汉武帝读相如赋的感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成《上林赋》,“奏之天子,天子大说”;相如献《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或有可以相互应照之处。换言之,我们合观相如一生两知音,琴心与赋心,是否可以从相如的音乐妙才去解读他的文辞三惊汉主的“夸艳”之美,而通过这一视域也许又有另一种感受和另一番收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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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8] 常璩.华阳国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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