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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日志

 
 

2010年07月09日  

2010-07-09 12:30: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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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亲政后的改制

 

从建元元年武帝即位到元光四年丞相田蚡死,这十年间是武帝的新政自制定经受挫到实施的时期。

在制度上,武帝登基伊始,就在依靠“窦”、“田”两大外戚集团与摆脱其制约的矛盾中俳徊,但最终是想亲政而摆脱其影响。建元元年赵绾、王臧等请政事不要奏请窦太后,是符合武帝意思的,只是他翅膀未硬,还得屈服于老祖母窦氏,所以发生了赵、王被杀事件。

在思想上,武帝一上台就主张改制,实行新政,也就是历史上称的“建元新政”。根据《史记·孝武本纪》的记述:到建元元年,汉代已立国六十多年了[1],天下平安,朝臣都希望武帝改变以往的制度。武帝好儒术,要招募贤良之士参与国政,赵绾、王臧等均以“文学为公卿”,于是议政于朝堂,内容包括明堂、朝聘、巡狩、封禅、历法、服色等各方面。结果应窦太后的干预,所谓“诸所兴为者皆废”[2],新政一时夭折。

在建元的六年间,武帝基本隐忍不发,无所作为,直到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在继续排除王太后干政之影响的同时,恢复和实施“建元新政”。其中内容比较繁多,如果加以概括,我们可以把武帝亲政后的“改制”内容归纳为新宗教、新内政与新外交三方面。

有关“内政”与“外交”方面的新政,是武帝一朝致力于大一统帝国建设的举措,其中包括建立礼乐制度,建立中官制度,实施察举制度,解决藩国问题,解决匈奴问题,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问题等,有着具体而丰富的内容。而相比之下,武帝新政对宗教的需要与利用,以致求神拜仙,表面上是比较虚无的事情,其实这却是他改制的意识形态的根基,也是他建立新政治之上的新神学,代表了大一统帝国与中央集权政治确立的最高意志。

在窦太后病死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便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祭祀天神的活动。据《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也就是说,古代讲究五礼(吉、嘉、军、宾、凶),其中属于祭祀活动的吉礼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是宗法制度,最重家族传统,所以祭祀祖先往哲是尊重“宗子”(家长)的宗教的与政治的需要。而作为君主政治的“家天下”的帝王家族,既要重视“庙祭”(家族宗教),又要重视“郊祭”(即祭天,国家宗教),因为天子是“受命”于“天”才取得统治地位的,所以历代皇帝在下诏书中都首先要说“奉天承运”这样的话。这一点在汉代尤其突出。秦汉以前,三代政治是宗法分封制,类似联邦制,并非统一的帝国,同时,汉以前统治者都是贵族,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所以他的正统要想得到认可,只有以“天神”取代“族神”,并由此出现了汉代旷时日久的“造神”运动。从高祖到武帝,正是汉帝国从建立到成熟的时期,武帝改制而构建的新宗教,也是大一统的新政治的体现。

由杂神到尊神,是武帝新宗教的一个指向。比如武帝在元光元年,有一次夜晚就宿于上林苑的“蹏氏观”求“神君”。据说这个神君是长陵这地方的一位普通女子,因为“子死悲哀”,后来人们多次见其显灵,于是建祠祭祀,祈福祛灾。据说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臧儿也十分信奉这位神君,结果子孙福贵。到武帝即位,他的母亲王太后又将“神君”引进宫内祭祀,为此,武帝还特别建台造庙,以尊其神位。[3]这是武帝早期杂神信仰的一个例证。后来自从他见到方士谬忌等,始专奉“太一”尊神,铸鼎祭祀,如过去的“雍郊礼”[4],其敬祀于“甘泉宫”,隆重非常。

由庙祭到郊祭,是武帝新宗教的另一指向。据史料记载,夏、殷、周三代祭祀天神,都要“配以先祖”,所谓“郊鲧而祖禹”、“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尊汤”,《毛诗·雍》郑玄笺:祭“大祖,谓文王”。[5]也就是说夏朝祭天重要的是纪念鲧和禹,商朝则纪念契和汤,周朝则重在纪念文王,祖庙的祭祀是其核心思想。到了汉武帝改制,进一步建立汉室的天道圣统,所以在“庙祭”与“郊祭”之间,也就是在祭天与祭祖的重要性面前,他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提议:“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6],确立了代表汉帝国权威的天神的尊位。

由四方神到统一神,是武帝新宗教的意旨所归。《史记·孝武本纪》记述武帝元光元年“初至雍,郊见五畤”,指的就是武帝到岐山雍县南祭祀“五帝神”的事情。所谓“五畤”,分别是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下畤祭“赤帝”、“黄帝”;汉高祖增北畤,祭“黑帝”[7]。汉承秦制,在武帝前,汉帝所祭多为秦人的四方神,因高祖增一祠,成为“五帝神”。汉代五帝神祭祀,与其“五行”理论相关,而演变到武帝朝的国家祭祀制度,“五帝”已与五方、五色、五行等相配,形成一种帝国宗教思想结构。这与《史记·封禅书》记载的武帝朝如“楚巫”、“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等地域群巫及职守、祀神的结构,也是相通的。只是武帝在祭祀五帝神的同时,已开始接受方士的“太一之方”,又在五帝神之上树立起“太一”尊神,这又与他的集权政治的形成是潜符默契的。

是武帝树立起的新宗教,引领着他改制过程中新内政、新外交的实施。他的神学思想,落实到政治行为,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董仲舒在他著名的天人“对策”中深切地把握住这一点,并得到武帝的肯定与回应。





[1] 《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六十七年,岁在辛丑。”建元元年是辛丑年,也可称“辛丑新政”。


[2] 《史记·孝武本纪》。


[3] 详见《史记·孝武本纪》及《汉孝武故事》的有关记载。按:祭祀神君,闻其言而不见其形。但据《史记·正义》引《汉孝武故事》,说霍去病贫穷时,曾祈祷神君,神君显形,装饰华美,要与去病“交接”,去病不愿意,对神君说:“我认为神君净洁,所以斋戒祈福,今天却要行淫乱之事,是不对的。”神君听后惭愧,匆忙离去。


[4] 详见《史记·封禅书》。


[5] 引见《大戴礼·朝事》、《礼记·祭法》及《诗·周颂·雍》。


[6]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对》。


[7] 参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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