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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日志

 
 

2010年07月23日  

2010-07-23 23:02: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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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正润教授评拙稿《诗囚》文一篇:

 

诗心的对话

——读许结《诗囚》

                杨正润

(《诗囚》,许结著,凤凰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传记的写作是文学各文体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难点在于作者同传主之间的契合与理解。正如美国著名传记家里翁·艾德尔所说的:“传记家同传主的关系正是传记活动的核心”,传记家找到适合他的传主,是传记家的幸运,也是传主的幸运。

《诗囚》的作者许结教授写的是他父亲许永璋先生。许结3岁时,父亲被囚于狱中,母亲短命而亡。永璋先生忍辱负重,既当严父又当慈母,父子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40余年。许结永远不能忘怀与父亲相濡以沫、刻骨铭心的岁月。如今它只存在于永璋先生的诗中,这些诗一首首和着泪、滴着血,夹带着时代的沙尘和风云,其中的意味和底蕴,只有许结能够理解。许结选取了其中一百多首代表作,凭借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出色的记忆力,加以注释、解读、补充和发挥,串联成这部独特的传记——一部诗传

许永璋(1915—2005)先生是位高产诗人,他8岁作诗,80年间作诗词万首以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旧体诗词式微、作者不多,就数量而言,永璋先生或许可称第一人(生于1887年的柳亚子一生作诗词7000余首)。

先生以诗为生命,几乎到了不可一日无诗的地步。他读诗、写诗、吟诗、教诗、论诗、著述诗。他的命运离不开诗:他出身于耕读之家,因为写诗而结识了孙科、陈立夫、胡适、胡小石等高官显宦、学界名流,抗战期间还因此跻身官场,当了“上校秘书”。一九五七年他因诗罹祸入狱、中了“阳谋”成了“右派”,结果毁家残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经历了人间惨剧。晚年他因诗得到匡亚明校长的器重,成为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并因为讲诗而获奖、扬名学界。

先生有很高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写诗不用僻典、不掉书袋、不事雕琢,常以现代词汇或口语入诗,写入生活细节和轶事,他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杜诗的传统,显示了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他笔下没有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靡弱之音,即使闲适时写自然景物、田园风貌,也多关系农事民生;咏史及赠送之作,则抒怀励志,散发出刚健的精神。

中国人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西方也有“愤怒出诗人”的说法,这反映在永璋先生的身上,他写得最感人的是战祸和动乱之中广大民众,包括他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抗战中首都南京失守,他悲愤万分:“守将弃甲走,神土沦沧瀛。一江白水赤,两岸鬼悲鸣”。战乱中“烧杀虏淫忧鼎沸,油盐柴米虑途穷”。成为右派以后,他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抛笔砚,立地化为奴。除草清尘移瓦砾,送肥刷厕倒痰盂”。他被送去劳教,“囚印囚符囚相貌,丧魂丧魄丧形骸”,每天还要服16个小时的苦役,在疲惫和绝望中又遭到横祸:“飞石下,左腿尽离身”,落下终身的残疾。妻子死去的噩耗又接踵而来,他哀号:“叶落风摧人去也,骸残骨碎苦来哉”,从此他“断弦断腿断肠声”。他失去公职和收入,生活的环境是:“蜗居恶,窗外是猪群。矢溺纵横臭气溢,朝来东晒暮西曛,人似上蒸笼”。先生所经受的种种苦难,是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

本书以诗为主线,但它不是传主的年谱或诗歌的笺释,许结在一步步探索父亲的心理,解释其发展的轨迹,显示其个性和人格。读者看到的这位“诗囚”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出于儒家的入世精神,他青年时代就抛弃田产,负笈远游,但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济世安民的理想无法实现,他又不得不转向老、佛,以求精神的解脱。不过他的价值目标始终没有改变,他坚守传统道德,谨慎为人、不肯随波逐流。战后失业,生活无着,但他谢绝了孙科给他的“武汉特别市税务局长”的肥缺, 君子固穷、安贫乐道。在大饥荒的年代,邻家的枣子熟了,他不准孩子去偷摘,甚至别人打下的枣子掉在自己屋子里,他也捡起来丢出窗外。他坦荡真诚,极重情义,妻子早逝,他誓不再娶,鳏居40余年,含辛茹苦把7个孩子培养成人。他慈眉善目、笑口常开。但是他的内心隐藏着痛苦,只有独自玩味和寻找解脱。他的断腿很容易摔跤,他一次次跌到,爬起来就出口成章:“天阴直下高坡滑,一跌横量大地宽”, “一跌街边鬼,醒来隔世人”。只有宽广、超脱的胸怀才能把惨痛和悲哀化解为这样的自嘲。逆境之中他保留着一颗诗心——对善和美的追求。

20世纪的中国天翻地覆、充满戏剧性,这是民族觉醒、个性解放的时代。对这段历史,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宏大叙事已有很多,目前特别需要的是民间记忆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新时期以来陆续出版了一些重要日记以及据此写出的传记,《诗囚》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一种新的文献——永璋先生的诗歌。以传主的诗歌为依据写作传记的已出现过好几种,比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陈贻欣的《杜甫评传》。不过传主都是古人,除其诗作外还要依靠大量文献资料才能作传。许结在国外完成《诗囚》,几乎没有参考公开的历史文献,他把笔墨集中于对父亲诗歌意蕴的阐释以及写作背景的介绍,加入自己的亲历、亲见和亲闻。这样《诗囚》成为一部私人化程度很高的诗传。

许结写的是父亲。十七世纪以后,西方和我国先后出现了为亲近者写作长篇传记的风气。这类作品中有一些佳作,但也常见一种通病:颂扬、感念有余,理解不足。新历史主义的领袖斯梯芬·格林布拉特有句名言:“同死者对话”,优秀的现代传记就是传记家同传主的一种对话。传主虽然已去世,传记家带着有关他的许多问题阅读文献,从中寻找答案。问题不断提出,不断解决,或者被取消、修正,又提出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传记家似乎在同传主对话,这是传记家与传主取得契合和理解时的写作姿态,它不仅叙述传主的生平,而且再现其人格并予以解释。

许结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创造过一个并不多见的奇迹:他3岁失母,13岁随着父亲被“遣送”皖南,这时他初中都没有读完,此后他当知青和代课教师,再无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但是他通过自己顽强的奋斗终于成为著名学府的教授。许结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言传身教,他们父子都是在逆境中成长,不屈服、不懈怠,始终坚守自我。许结也爱诗、写诗,具有诗人的才华和敏锐。无论经历、职业、专业还是兴趣、性格,儿子同父亲都颇具相似之处,这使他能够超越亲情和感恩而进入更高的层次:用心去理解父亲的诗和人。

江山不老、诗心永存。《诗囚》是这对父子诗心的对话,它虽然在短短的36天中写成,但也是两代人长时间感情和思想交流的结晶,是儿子念念不忘的、同父亲“心灵契约”的完成。许永璋先生一生坎坷,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是他又是幸运的:他的诗记录了一个时代,他最亲近的人如今重光了他的诗歌、再现了他的心灵,他复活在文本之中,用诗为我们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故事。

 

(此文已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7月21日第15版,文题被编辑擅自改为《许永璋和他的万首旧体诗》,有失作者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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