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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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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12日  

2010-07-12 14:12: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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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汉文章两“司马”

 

汉武帝与他的父亲、祖父所持“无为而治”的态度不同,是以有为之心建奇功,立大业,既是尚武之王,又是“守文之君”[1],同时也要求下属臣子,无才不备,所谓“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2]。所以在武帝一朝,不仅武功强劲,而且文治斐然,尤其是伴随中朝官制度的建立,出现宫廷“言语文学侍从”队伍,他们采诗献赋,成一时彬彬之盛。其中最突出的被后世称颂为“大汉文章两司马”。

所谓“两司马”,指武帝一朝,前有司马相如的赋篇,被奉为中国历史上的“赋圣”;后有司马迁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而以两司马为代表的大汉文士的成就与命运,又与汉武帝的好尚紧密相关。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3]记载,相如早年为景帝郎官,任职“武骑常侍”,就是在皇帝身边伴随观看与猛兽格斗时的“保镖”,所以不是相如的爱好。因为“景帝不好辞赋”,于是相如就离开了宫廷去梁国做门客去了,并在那里写了篇《子虚赋》。而相如再次回到宫廷并成就一代“赋圣”的美名,主要在于武帝的爱好与赏识,其中两人的文学交往,可以用相如赋“三惊”汉主来概述。

    相如赋“一惊”汉主,是有一天武帝偶然读到流传市间的《子虚赋》,以为是前人的作品,所以感叹道:我要能与这赋作者同时就好了。武帝身边养猎犬的官(狗监)蜀人杨得意插嘴说:作者是我们家乡人。“上惊,乃召问相如”。武帝这一“惊”,内涵两重原因:一是“尚文”。武帝早年从王臧学《诗》,好艺文,尤其喜欢《楚辞》的慷慨悲凉与文采华丽,当时淮南王刘安入朝时,武帝就叫他作《离骚传》上呈。而武帝后来创作的《秋风辞》、《李夫人赋》,也可看出他的楚辞造诣。所以他读到《子虚赋》,是惊艳其文采。二是“求才”。武帝是文武兼备之人,他一则要武将开疆拓土,一则需文臣治理国事,其中就包括粉饰太平的文学侍从。而武帝这一“惊”,使相如赋进入了宫廷,也成就了他一生的宫廷文人的生涯。

相如赋“二惊”汉主,是武帝召问相如,相如说《子虚赋》写的是诸侯之事,不足观,于是再写“天子游猎赋”上奏,武帝读后,“大悦”,任命相如做他身边的郎官。这次武帝的再“惊”而“大悦”,已不仅是对作者的向往和对词章的赏玩,更不在于相如赋内涵的“讽谏”武帝奢侈行为的功能,而是这篇赋的宏大叙写是“天子之事”而非“诸侯之事”,满足了武帝君临天下、好大喜功的愿望。在这篇赋中,相如假托了“子虚”、“乌有”与“亡是公”三个人物,“子虚”代表楚国使臣,夸耀楚国的云梦之泽;“乌有”代表齐国使臣,夸耀齐国的东海之滨;两人都是藩国的代表。“亡是公”则代表天子使者,夸耀天子“上林苑”的气派,表现的是一个朝气蓬勃、包括宇宙的帝国气象。这一点与当时的文化大一统形势、汉武帝对藩国的政策,以及他本人的政治胸襟,都完全适合。所以相如赋在迎合了武帝雄才大略的雄心和野心的前提下,也引领了一个文学时代的来临。

相如赋“三惊”汉主,是相如担任“孝文园令”时,见武帝“好仙道”,上奏一篇《大人赋》以“讽刺”游仙的虚无,结果是武帝读后又“大悦”,兴奋地达到了“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的程度[4]。在这篇赋中,相如把所谓的仙境写得空虚、寂寞、孤独、无聊,将昆仑大神“西王母”写成“皬然白首”的老太婆,其中讽喻武帝当时迷信方士,求仙拜神的行为是明显的。可是武帝读此赋,却沉浸在赋中的浪漫想像与丽靡词藻,以致惊羡不已。这也说明武帝对相如赋的欣赏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导致相如等赋家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他们受惠于武帝,食禄于帝国,想对国家政事有所作为,一方面又如另一位受武帝宠幸的赋家枚皋所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5],即如同演滑稽戏和唱歌的演员,只不过是皇帝身边的“弄臣”而已。

与相如类似,司马迁虽身为“太史令”,可他也认为在武帝的眼中,自己擅长的“文史星历”,是“近乎卜祝”,仅供“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6]罢了。但他又与相如终身为文学侍从不同,司马迁世职太史令,有着“究天人”、“通古今”而“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所以他对汉帝国政治文化的贡献,又有相如所不及的地方。

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太初历”的制定。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公孙卿、壶遂等请改正朔,武帝相继颁《诏兒宽》议改正朔、服色事;《定正朔改元太初诏》《定礼仪诏》,易服色,上黄。并定官名、官仪,改元太初。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及天文学家邓平、唐都、落下闳等造《太初历》,采用夏朝历法正月为岁首的制度。《太初历》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大一统帝国的历法。

二是仿孔子修《春秋》义,撰著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史记》)。在这部宏大的著述中,司马迁对汉帝国的成就进行了讴歌,而对开国皇帝刘邦与当朝皇帝刘彻一些行为,却作出毫不隐讳的辛辣地讽刺与严厉地批判。正因如此,这部被武帝所容忍的撰述,到后代一些御用学者的眼中,则视为“谤书”[7]

不幸的事,司马迁修史至十个年头的时候,朝廷发生了李陵降匈奴的事件。作为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震惊朝野,武帝恼怒之际,垂询群臣处理办法,司马迁直言李陵是报效国家的“国士”,孤军深入敌阵,其“诈降”是迫不得已,而他这次兵少深入,杀敌甚多,已足以告慰天下。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借救李陵来暗中讽刺他的爱将李广利,即“沮贰师”,因为李广利是武帝爱妃李夫人兄弟,这次出征丧师两万,而武帝正想为他加封却没有名目呢。这下找到了出气筒,司马迁被定罪“诬上”,当处死,结果下蚕室作“宫刑”。

司马迁的悲剧固然在于他的直言抗谏,但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太史令既掌天官,不治民”[8]的职守,干预了武帝的大政思想,这也是他不像相如一生屈居御用文人的不同处。

    两司马相距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共事一朝,他们的幸与不幸,均与武帝的好恶及建立的君主专制相关,可是他们的卓越成就,也不能不归功与汉武帝的时代精神。



[1]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引刘彻《元光元年策贤良制》。


[2] 《汉书·公孙弘传》引刘彻《元光五年策贤良制》。


[3] 据刘知几《史通》考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依据相如“自叙”编写而成的。


[4] 详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5] 参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6]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7] 范晔《后汉书·蔡邕列传》引王允语:“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8] 参见《汉书·司马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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