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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日志

 
 

2010年07月11日  

2010-07-11 11:55: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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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孙拜相

 

    在武帝朝堂,丞相为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之首,位列人臣之极,可是也在武帝朝堂,丞相如“走马灯”,在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中,相权低落,正是武帝朝君主专制的特点。公孙弘拜相,标志了这一历史的转折。

汉武帝在位54年,换了13位丞相,其中卫绾是景帝老臣,于武帝建元元年留任丞相位,其它十二员均为武帝任命,他们分别是: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1]。公孙弘是其中第六位丞相,也是第一位通过察举制度对策朝堂而担任帝国最高公职的人物。

这公孙弘是平民出身,在他以前,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2],所以汉武帝拜他为相后,特封他为“平津侯”,在历史上,“丞相封侯自弘始”[3]。他早年曾在地方监狱里担任吏职,后因违法乱纪被开除,回家养猪,用以维持生计。大约到40岁时,他才开始发愤读书,学习《春秋》杂说。武帝登基,亟需人才,所以在汉代自文、景以来开始实行的察举常科(孝廉、秀才)的同时,更重察举特科,以直接为帝国朝堂选取专门人才,建元元年招募“贤良文学”,就是这一举措。正是这一年,公孙弘以60岁高龄因“贤良征为博士”。不久,武帝命他以博士官身份出使匈奴,返国后汇报出使情况,不合武帝的意思,武帝很生气,认为他办事无能,公孙弘也知趣地上书称病,辞职回乡。

到了元光五年,武帝再次下诏特选“贤良文学”。汉代的察举制度,也是一种推荐制度,是由地方官推举,然后经朝廷公选,量其才干以授官职。这一次地方官又推荐公孙弘到朝廷应举,公孙弘很世故,他自知已被荐举过一次,况且年岁已高,被录用的可能性也很少,所以辞让不赴举。结果地方官选来选去,仍觉得公孙弘合适,于是他再次进京,参加了朝廷的特举公选。这公选结果也大出公孙弘的意料。特科公选由掌管国家礼仪与考试的太常卿主持,公孙弘的对策被太常置于下等,谁知“策奏”天子,武帝特别赏识“弘对”,把他列为第一名,召见时又看到公孙弘“容貌甚丽”,真是人(貌)才(文)两得,又任命他为博士。

公孙弘待诏金马门,做了几年国策顾问,到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薛泽死了,他以70多岁的高龄被武帝任命为百官之首的宰相。这是一个奇特现象,因为用老与武帝一贯的用人方针不合。自武帝即位以来,年少气盛,雄心勃勃,所以好用少年才俊,建立奇功,如卫青、霍去病等。正因如此,后人才感叹武帝用人是“冯唐易老”[4],指的就是武帝求贤良时冯唐已年高九旬,不能任职。那么,武帝为什么要用公孙老相呢?最主要原因在两点:第一点是丞相到这时很大程度已成为政治的摆设,朝廷的实权都操纵在武帝手中,特别是当时中官制度的建立,极大地削减了丞相为首的外官权力,所以公孙弘以一介布衣,风烛残年居丞相之位,正适合武帝的政治“用心”。当然第二点更重要,那就是公孙弘的为人,特别是他的政治作为投合武帝的心意,这使其以垂暮之年,任御史大夫一年,居相职五载,既左右逢源,又排除异己,春风得意,寿终于位。

公孙弘为人,最突出的是“低调”,最厉害的是“机心”。他身为宰相,从来不聚物敛财,反而常用自己的俸禄周济朋友,供养宾客,到了“家无余财”的境地。他在生活方面极度克己清廉,吃粗粮,一餐不食两样肉菜,特别是盖布被,于是引起了一场有关他人品的争论。朝臣汲黯就上奏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却偏要盖布被,是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建议武帝不能重用这样的人。武帝听到公孙弘仅盖布被也很吃惊,召见他追问其事的真假。公孙弘的回答是:“有这事。汲黯最了解我,身为三公,我仅盖布被子,是为了获得清名。但是,这与治理政事没关系,因为过去管仲为齐相,生活比君主还奢侈,齐桓公则因他而称霸;晏婴为景公相,自己饭桌上从无两份肉菜,女眷也不穿丝绸制的衣服,一样能治理好国家。当然,我非常感谢汲黯,是他让陛下知道我的事情和弱点。”[5]这一段话三层意思,说得情理兼胜,而且显出大家风度,使汲黜在武帝眼中反而显得斤斤计较了。

公孙弘的低调,特别表现于对武帝的绝对服从。他在居御史大夫职的时候,曾提议武帝停止建朔方郡,武帝不同意,让内朝大臣朱买臣与他论辩。公孙弘知道内朝官是皇帝的亲信,不能与之争锋,于是在朱买臣“十难”中处处避让,否定自己原有主张,转而从武帝的主张想方设提出有益的建议,形成在大修朔方郡抵御北方威胁的同时,暂缓开拓西南,以减轻国家与百姓负担。这一“折衷”方案,得到武帝首肯,而且认为公孙弘为人“谦让”,最终拜相封侯。

武帝欣赏他的谦让,与他的政治“机心”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公孙弘的政治“机心”突出表现于两方面:

一是政治学识,他是“以儒饰法”,也就是外儒内法,正符合西汉武、宣之世倡导的“汉家制度”[6]。所以他一则遵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提议为博士设立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使武帝尊儒的主张具体化。同时,他又以“习文法吏事”著称,就是善于周旋于人际事务之间,加上他把琐碎的吏事涂饰以儒学的崇高性,才使武帝大为赞赏。

一是政治手段,他是唯武帝马首是瞻,对皇帝而言,他认为大政方针是“人主自择”,从不“面折庭争”,这种世故圆滑与汲黯秉性鲠直,庭争抗谏的态度截然相反。正是这种顺应人主的态度,迎合了武帝的政治野心,也就得到了他的欢心。而朝臣则对公孙弘的做法非常愤怒。每次大臣们约好上朝要向皇帝提某些建议,可是一到朝堂之上,公孙弘一见皇帝的态度,立刻就“背其约而顺上旨”[7],完全顺着皇帝的意旨讲话,使同僚猝不及防,愕然相视。对这种为人无信的行为,也只有汲黯当着皇帝与众臣的面,指责他为友无情,为臣不忠。而公孙弘不作任何反驳,只是回答皇帝的询问说:“知臣者以臣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这样一句无关痛痒、不着边际的话,却能使武帝更加信任公孙弘,这不是他回答问题的巧妙,而是他能够揣摹武帝的心理加以曲意逢迎的结果。公孙弘的“机心”,在表现于对皇帝的顺从的同时,又表现在对同僚的忌刻与排挤。据《汉书》本传说,他天性忌妒,表面宽容,心里刻薄,朝中大臣与他有间隙,他装着与你友善的样子,实际上在背后陷害你。武帝朝功臣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被迁徙到胶西王国为相,“皆弘力也”。

公孙弘以布衣通过察举在朝廷为相几年,正是武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的时期,他的顺从圆滑,老练世故,促进了相权的衰落,这是公孙弘个人的幸运,却是丞相制度的悲哀。自公孙弘后,丞相在武帝脚下更换,常弃若敝屣。公孙弘以前的丞相皆善终,他之后的丞相除石庆病死,车(田)千秋任职到武帝后,其它五相都死于非病,其中李蔡、严青翟自杀,赵周、公孙贺下狱死,刘屈氂腰斩。

随着相权的削弱,武帝的集权政治强化了。



[1] 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2]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3] 钱时《两汉笔记》卷四。


[4] 王勃《滕王阁序》。


[5] 详见《汉书·汲郑列传》。


[6] 按:《汉书·元帝纪》载宣帝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徳教用周政乎!”


[7] 详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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