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许结的博客

 
 
 

日志

 
 

2010年07月10日  

2010-07-10 10:39: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六  仲舒对策

 

在武帝真正亲政的元光年间,朝廷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其中发生于元光年间的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一件是河间献王刘德来朝献《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等先秦古籍,为西汉古学的代表。刘德居朝期间,对策三十余事,史称“文约旨明”[1],可是他以“古学”证“今事”,主张复古,却没有被武帝接受,所以“献书”一事,并未引起什么政治影响。另一件事就是公孙弘、董仲舒对策于朝堂,仲舒对“天人三策”,使武帝颇“异之”[2],其中一重要原因是仲舒以“今学”解“今事”,主张改革,迎合了武帝的更化改制的思想,其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当时的基本国策,并奠定了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格局。这一事件,不仅使董生对策具有了指导汉代政治文化建设的划时代的意义,也印证了武帝选择“今学”而扬弃“古学”的改制决心。

汉武帝为什么欣赏仲舒对策所谈到的问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与其说是董仲舒的思想“创造”,不如说是武帝的现实的“选择”。因为在仲舒元光对策之前[3],武帝的改制思想已成雏形,并在他的手中艰难地实施着。比如在建元元年,武帝即下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当丞相卫绾上奏说所举贤良多法家与纵横之徒,武帝又赞成罢去此举[4]。这说明两点,一是武帝刚即位就亟求经世之才,而董仲舒十一年后对策朝堂,也正因已初成制度的贤良之举。二是选拔的人才非儒家经世之才,已被武帝罢黜不用,这与后来武帝接受仲舒“独尊儒术”的提议是有逻辑联系的。武帝尊儒,也是经历了景、武两代的努力,才确定为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的。

从这样的历史视域看待仲舒对策的内容,正符合武帝改变现状,创建新功的政治胃口,其中有关“合天人”、“明更化”、“大一统”、“兴太学”、“尊儒术”等建议,是有助于武帝朝建立的新宗教与新秩序的。

“合天人”,既是武帝问策的要点,也是仲舒对策的基础。汉朝皇帝为寻找自己统绪的合理性,曾编造了各种神话,而仲舒对策有关“天人”的论述,更强化了“天意”与“人心”的链结。仲舒认为:人君取法于“天”,其功用在于“为尊”、“为仁”、“为神”、“为明”等等,人臣则取法于“地”,其功用在于“事天”、“为忠”、“为信”、“助化”等等[5],这把君主至尊和人臣教化提到天理的高度,确立了武帝的至上权威,自然受到他的赞美与认同。

“明更化”,既是武帝招募贤良,廷议政事的意义,也是仲舒对策的政治价值。在《天人三策》中,仲舒首先倡言“新王改制”,要“改正朔”、“易服色”。所谓“正”,指正月,一年之首;“朔”,是初一,一月之首;改正朔是由“天命”(天文)推测“人事”(人文),兼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意义。所谓易服色,也是取意每个王朝崇尚的颜色,取改变旧制的意义。因为汉继三代,夏朝以寅月为正,崇尚黑色,代表天命的“黑统”;商朝以丑月为正,崇尚白色,代表天命的“白统”;周朝以子月为正,崇尚赤色,代表天命的“赤统”,这就是所谓有“三统三正”,也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津津乐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遵循天命的改制,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汉朝得天下已久,想“善治”却积弊重生,是“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这种政治改革的思想,正切合武帝的主意,武帝一朝如《汉书·武帝纪》说的“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号令文章”,就是改制的一系列的措施。

“大一统”,是武帝即位后面对内忧外患而欲完成的问题,也是仲舒对策中戟指帝国政治的核心主张。前车之鉴有“七国之乱”,中央集权受到严峻挑战;北方匈奴虎视眈眈,威胁着大汉帝国的边境与安全,解决藩国与匈奴问题,是大一统政治的最切实的事项,这在仲舒对策前已被武帝提上朝纲日程。而仲舒对策郑重地提出以《公羊春秋》学的“大一统”主张,就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6],阐明中央集权,华夏一统为“天命”所托,也是人主应当致力达到的。这与武帝的雄心抱负切合,后来他采用“推恩法”削掉藩国势力,建立中朝官制度以制约外廷宰相的权力,抗击匈奴以扩疆拓土,都是其大一统夙愿的不断实践。在仲舒对策后的元朔五年,武帝又让董生在朝堂上与瑕丘江公辩论《春秋》经义,江公讲《谷梁传》,董氏持《公羊》说,并大讲《春秋经》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重要意义,结果江公词屈,武帝再一次站在仲舒一边,取《春秋》义诠释现实政治的大一统。

“兴太学”与“举贤良”,是仲舒对策的重要建议,其实这也是武帝“建元新政”的主要内容。在对策中,仲舒向武帝建议: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应挑选自己管束区的贤良吏民,每年贡两员,在皇帝身边工作,为帝国提供后备人才。应该说,仲舒的建议为武帝进一步推行新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使武帝“举贤良”的思想与儒学紧密结合起来,并实行了“岁贡”制度。同样,仲舒“兴太学”的主张,也是武帝正在实施的政事,他的贡献主要在将汉帝国的太学与“立五经博士”结合,形成了汉帝国特有的经学政治文化。

“尊儒术”,是武帝自亲政以来经多次努力的结果,这也是仲舒对策与天子声气相求的关键之处。正因如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但是,董仲舒作为学者倡儒学与汉武帝作为帝王的用儒术,毕竟有很大的差异。在仲舒的对策中,武帝对其中的“大一统”、“阳德阴刑”、“圣人调阴阳”、“治乱兴废在己”、“兴太学,举贤良”的主张,均加以接受和实施,可是对仲舒所提倡的“法先王”、“用周政”的醇儒主张,以及倡导“天谴”的灾异论,则明确表示反对。尤其是仲舒以儒学的“仁义”、“民本”的思想,并假借“天谴”的灾异论约束帝王的行为时,使独断专行的武帝感到极不舒服,因为武帝强调的儒术是“治政”而非“治心”,一旦约制他的政治野心时,他则毫不犹豫地“罢儒”不用,如元鼎年间讨论封禅的事,他就采用方士之言而“尽罢诸儒不用”[7]

武帝对董仲舒的态度及对其思想的接受,也是很微妙的。仲舒的政治主张大多成为汉帝国的指导思想,而当他对策“高庙灾异”时语言有“讥刺”的嫌疑,又几乎被武帝处死,后虽得到恩赦,出任胶西相,但却一生命途多蹇,常怀“士不遇”之悲。作为帝王,武帝还是喜欢起用与仲舒同举贤良而入仕的,那老于世故且懂为官之道、有吏治之才的公孙弘。





[1] 参见《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


[2]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


[3] 关于董仲舒的对策时间,说法众多,此从元光年间说。


[4] 《汉书·武帝纪》。


[5] 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6] 《汉书·董仲舒传》引仲舒“第三策”语。


[7] 《史记·封禅书》。

  评论这张
 
阅读(98)|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