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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日志

 
 

2010年4月30日  

2010-04-30 22:52: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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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应出版社约编撰《方苞姚鼐集》,今又应约编撰《桐城文选》,忆昔二十余年前,我研究古典文学即从乡梓文献桐城派始,发表论文若干,后兴趣转移,上溯秦汉,不料二十余年后又应约作命题作文,势必经眼桐城文献,笔走桐城文章,堪称一学术循环。当时撰述方姚文品鉴文字,觉其义法非“空空道人”,可见于文章技法,部分篇章颇有心得,拟选载几篇,以飨读者。今先录该集《前言》如次:

 

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兴起于康乾,鼎盛于嘉道,流延于晚清,方苞与姚鼐正是其兴盛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关桐城派的立名,固然因为其创始人均为安徽桐城籍人,具有区域化的特征,但其蓬勃发展而形成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却具有纵贯古今,横骛域中的特殊地位。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述程晋芳、周书昌语:“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氏借此彰明桐城乃代表天下文章的同时,也以自承方、刘之后而自负,从而形成桐城文派的“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之说。然而在三人之中,刘大櫆虽文彩斐然,于古文创作及理论均多建树,但因长期隐居乡曲,偏在一隅,于文派的贡献远不及方、姚,特别是方苞入值南书房后对正统文风的倡导与实践,姚鼐长期从事书院教学以培养后进,对文派主张的传播与推扬,均非他人所能抗迹比肩的。近代学者徐昂《文谈》卷二《论各代文》就认为:“桐城文章至姬传而大昌,而方望溪实为之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方苞与姚鼐的古文创作实践。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安徽桐城人,但生于江苏六合,长于上元(今南京市)。他幼年聪慧,从父亲方仲舒、兄长方舟读经史古文,能背诵《五经》,讲疑析难。二十二岁考取秀才,二十三岁应乡试未第,二十四岁随高裔游京师,李光地读其文,以为“韩、欧复出”,韩菼也认为是“昌黎后第一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年三十二,江南乡试第一,第二年应礼部试不第,南归,三年后再试,又不第。三十九岁,入京会试,中进士第四名,因闻母病,不顾李光地等人劝阻,返家尽孝,放弃了殿试机会。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四十四岁,因曾为《南山集》写序,受株连被逮,先下江宁县狱,后解送京师,下刑部狱,判死刑。康熙五十二年(1713)狱决,戴名世被斩,方苞在李光地等人营救下,得到康熙帝硃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因得免罪入旗籍汉军,召入南书房,开始了他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在这期间,他经历康、雍、乾三朝,先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继充武英殿修书总裁,继任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参与了王朝一系列重要典籍的主纂工作。乾隆七年(1742),以患病申请离职调养,受赐翰林院侍讲衔告老还乡,或杜门著书,或游历寻医,至乾隆十四年(1749)八月十八日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方苞平生治学,以经史为主,先后成有《周官集注》、《春秋通论》、《礼记析疑》等著述,而他对古文关注,也是通贯其一生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有以唐宋八家文载程朱之道的职志。他曾与人论人生祈向,就有“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后》)的自诩,徐昂认为“方望溪为古文,兼讲汉宋学,此乃桐城之宏旨也”(《文谈》卷二),是言之有据的。当然,方苞的古文观得到宏扬,尤其是“以古文为时文”主张的流行,与他身在朝堂,居职翰苑有关,他曾任《皇清文颖》馆副总裁,特别是雍正十一年(1733)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时,替和硕果亲王编《古文约选》,并在“序例”中阐明道统与文统的问题,既揭示“助流政教之本志”,也为天下士子创作提供一示范书。而结合方氏的古文主张与创作,最突出的还是“义法说”与“雅洁说”。

“义法”的提出,不仅成为桐城派遵循的文章轨辙,也是当时学界衡文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谓“义法”,方苞在多篇文章中均有论及,最明确的仍是《又书货殖传后》所说的“《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而解释“义法”的最简略的说法也在此文中,即“言有物”与“言有序”。因为“言有物”,所以方苞张调文章的义理,且在于经世致用,反对空言铺陈之弊。然而“严密的义”又往往用“微约的辞”来表达,所以文章又要讲求“言有序”,包括详略、虚实、剪裁、结构等“法”,这样才能使文章简约平易,又规范语言。而对照方苞的散文名篇,无论是经史文,应用文,还是讽喻文,游记文,都是以致用为目的。同样,为了达到“文与道俱”的效果,“雅洁”也是其力主的为文之法。沈廷芳称引方苞的话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方苞遴选删削古人之文,尝以雅洁为标准,如谓柳宗元文“辞繁而芜,句佻且稚”(《书柳文后》);评归有光文也有“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书归震川文集后》)。一般认为方苞倡导的雅洁,主要在语言风格,其实作为与“义法”相连的内容,也包括了内容简洁、详略得当、选材精炼、事理真切、文脉贯通等文章学的方方面面。所以方苞为文,以谨严峻洁著称,反对庸恕拖沓,然作文的章法,也很是讲究,如常用“螺旋笔”等皆是。

当然,由于强调义法,确有如姚鼐批评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与陈硕士书》)的不足,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以为方苞古文创作“谨严而少妙远之趣”,也是中肯的。就这一点而言,姚鼐古文创作与理论,则有所补益。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梦谷,因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姚氏为桐城世家,鼐幼承伯父姚范学经史,少长,从刘海峰先生学诗文,海峰誉为“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寄姚姬传》)。他二十岁即乾隆十五年(1750)乡试中举,经五次礼部会试,皆落第,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第六次会试方如愿以偿,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改任兵部主事,转礼部主事,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恩科会试同考官,刑部广东司郎中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设四库全书馆,被荐入馆充纂修官。仅在馆一年时间,就于次年以病告归。辞去馆职后,刘统勋、梁阶平又举荐他为御史,均“婉拒之”,不复为官。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到姚鼐病逝近四十年,他完全投身于教育事业,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培养了大批的学术人才,被奉为继方苞以后桐城文派的一代宗师。

与方苞相同,姚鼐也重视经史之学,著有《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为文亦重经世致用,其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钞》,均为其教授弟子的古文创作与诗歌创作的范本。就古文创作而言,《惜抱轩文集》中虽然以书序题跋、赠序、寿序、碑志、杂记、哀祭之文为主,然观其创作视域与写作方法,则较方苞更为广阔。结合姚鼐的文学批评思想来看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其建树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他基于方苞的“义法”观,进一步提出“文之至”在于“道与艺合,天与人一” (《敦拙堂诗集序》)。这一方针,使“文”与“道”融为一体,落实于创作风格,就是他倡导的也是最为著名的“阴阳刚柔说”。他不仅在《海愚诗钞序》中从阴柔与阳刚两方面概括文章的审美风格,而且于《复鲁絜非书》中对两种不同之美作出极为形象生动地描绘:“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自古以阳刚阴柔论文者甚多,然最精彩的描述,则无过于此。而姚鼐的古文创作既有横趋别骛的一面,又有迂回荡漾的一面,与他的这一创作主张是相关的。

其次,他针对当时学术上的汉宋之争,反复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济的观点,既反对侈谈性理的语录体,又反对烦琐考证的汉学家文风,而倡导这种兼济三者而“得其美之大者”(《述庵文钞序》)的创作思想。如果说方苞的“以古文为时文”的思想是针对当时翰苑文风与科举制艺而言,那么姚鼐三者兼济的理论则是基于人生与文学,具有更为广远的意义。姚鼐古文创作对“才”的重视,对“活法”的运用,特别是他的游记散文在精彩的描绘中时时插入本事考证,均为其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

再者,他在方苞“义法”与“雅洁”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接受了刘大櫆的“神气说”,将诗歌的神韵渗透于古文创作,这就是“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古文辞类纂·序目》)。区别而论,姚鼐认为格、律、声、色是“文之粗”,分别代表文章的体裁、法则、声调、辞采;而神、理、气、味是“文之精”,分别代表文章的境界、理趣、气势、韵味。缘此,他继刘大櫆“因声求气”之法,认为文章在于:“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答翁学士书》)在理论上,这是对方苞“义法”说的纠正与发展,在创作上,姚文的峻洁奇纵与幽秀丰韵的统一,又是印合于理论的。

方、姚文不仅被奉为桐城派的正宗,也被人称为文章的正宗。如方宗诚说:“文家自唐宋八家后,惟归震川、方望溪、姚惜抱为得文家之正宗,唐荆川、王遵岩皆不如其醇雅。”(《读文杂记》)如果比较方、姚文章的风格,方文重学而庄雅,“然谨严而少妙远之趣”(吴德旋语);姚文重才而渊雅,虽不及方文之“雄直之气”,然视域开阔,文韵悠远,则为其长处。而方苞专心致力于古文,而不善为诗歌,姚鼐重古文又兼擅诗歌创作,且清雅婉丽,这又是方、姚的不同之处。

本书为突出桐城古文的特征与地位,专选方、姚古文而不选其诗歌创作。全书共选录方文57篇,姚文75篇,兼顾到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其中包括议论文、传记文、序跋文、哀吊文、墓志文等;风格也兼有叙事、抒情、议论、说理诸方面,使大家对方、姚文有一较为整体的了解。书中选录先方苞文,后姚鼐文,每家文章按体类划分,同一体类则按时代先后为序。每篇均注明创作时间,部分创作时间不详的作品则存疑。注释力求简洁,以本事、典故及词语疏解为主,难句予以串讲,难字标出注音,以方便读者阅读。品评则重点介绍其写作背景、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与创作技巧,对具有较高学术史价值的篇章,特别是代表两家文论思想的作品,则加以分析与阐发,以助读者的理解。本书选文与品注,有参资前贤之处,具体引述,随文标明,思想借鉴,因体例原因不一一标出,倘缘于我们才学有限而出现的疏漏与谬误,读者批评,是所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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