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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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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日  

2009-12-02 22:17: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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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评注之“前言”:

 

《庄子》是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周及其学派思想的经典,其合老子学派思想被称为“老庄哲学”,后因道教徒所本,又称《南华经》,与老子《道德经》并奉为道教的思想基础。而在中国学术史上,老庄哲学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与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相等并峙,成为两大思想宝库和学术主潮。

关于庄子的生平,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曰:‘……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由此来看,庄子名周,蒙(古宋国,今属河南)人,曾为漆园吏(掌管园林),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所以和孟子的年龄相差不远。庄子思想本于老子,著书十万言多为寓言,所谓“自恣”、“适己”,即著书自娱,所以不被统治者重视。由于庄子生平多半依据《庄子》书中记载,其书又多寓言譬况,其中不乏虚构,比如楚威王“厚币迎之”一事,就不为诸多史家所取。

认识庄子及其思想,应当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及其文化。在政治上,庄子所处的历史环境非常恶劣,被史家称为“桀宋”。早在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而战国乱世,更是不堪,尤其是当时的小小宋国,其国君是“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史记·宋世家》),劣迹昭彰。也正是处于这种残暴而黑暗的统治下,庄子在书中才借卫君的“轻用其国”、“轻用民死”,比喻统治者的专横与暴虐;又假托人物(如颜回)表达身处乱世,怀抱“乱国就之”的救世心态。在庄子笔下,对治政者的批评与鞭笞,虽然尝借寓言使之较为隐讳,然其间透露出的愤懑以及由此而来的辛辣言词,与孟子的慨慷任气的批判异曲同工,均反映了那特定的时代。焦竑《读庄子》称“老庄盛言虚无之理,非其废世教也”,可谓知言。在文化上,庄子与老子思想又具于先秦时代南方文化的特征。近人刘师培就地理大势撰写《南北文学不同论》说:“春秋以降,诸子并兴,然荀卿、吕不韦之书,最为平实刚志……则秦赵之文也。……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南方之文,此其选矣。”由此南方文化特征,使庄子思想形成两大指向,即与老子结合而为“老庄哲学”,与屈原结合而成“庄骚传统”。

这里仅就老庄哲学作些讨论。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蔡元培说“南方之思想,多好为形而上学之探究”,“北方儒者,以经验世界为其世界观之基础”(《中国伦理学史》),这也决定了古代学术思想“道”(玄化为本)与“儒”德教为宗)之别,在此意义上,老庄哲学形成一学术共体。从老庄哲学的基本思想来看,其与儒学观的根本差异,诚如《刘子·九流》所评:儒家是“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道家是“以空虚为本,清净为心,谦挹为德,卑弱为行,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见其迹,亭毒万物,不有其功”。合观老子与庄子的思想,有几点共性是明显的:其一,应适自然、清虚自守,是道家学者的基本观念,老子的“虚静”、“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表达了天人融通的自然哲学观。其二,思绪玄远,好为深邃的探求,表现出南方文化的因缘及特征。其三,提倡节俭与反对人为的智巧,是作为“乱世之文”对当时礼制的反思与批判。对于老、庄之异,朱长春《读庄子跋》认为老氏重“无”,庄氏重“虚无”,是对其思想的考量。徐师曾《庄子论》认为“老子之书,简而深,深故能藏天下之术;庄子之书,闳而肆,肆故能穷天下之变”,又是从风格方面考虑的。而今人陈鼓应区别老、庄之“道”,则以为老子更具客观性,庄子则重主观性,即“在庄子,‘道’成为人生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人生所臻至的最高境界便称这‘道’的境界。由是老子形而上之本体论和宇宙论色彩浓厚的‘道’,到庄子则内化而为心灵的境界”(《庄子论“道”》)。诸家所言各有偏重,论其大要,皆属中肯。

庄子与《庄子》一书,不可分割,但又不是同一的概念。如同其它先秦著述,我们认为《庄子》也属于庄子学派的思想成就。也正因此,在《庄子》的如《外物》、《山木》、《秋水》、《列御寇》、《徐无鬼》篇中,记有庄子的生平材料。关于《庄子》的流传与卷数,诸说纷纭,今存郭象注三十三篇。论其真伪,一般认为郭象注《庄子》内七篇为庄子自作,其它多系庄子后学所为,其中如《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苏轼就认为是伪书,已不属于庄子学派的著述范围。所以研究庄子的学术思想,应当以内七篇为主要探讨对象。

从《庄子》内七篇的主要内容来看,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包括《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三篇,这也是庄子立论的核心。在这里,庄子着重表现的是他对主体精神生命的阐扬。《逍遥游》一篇以“游”为中心,通过各种自由形象的描绘,抒写自由的心灵,以彰显超越现实而顺适自然的人生价值。如果说《逍遥游》是自由精神的宏扬,则《齐物论》就是提供达到这种精神自由的一种理论方法,即倡导万物齐一和破除“我执”,从无限时空看待“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一相对性哲学命题,以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而将这种万物的普遍性的自由落实于人生的动作或修养,也就是《养生主》篇的主旨。如其“庖丁解牛”的故事,以“缘督以为经”表现遵循自然原理的道,解除礼教束缚,视“养神”为“养生”之本,是对主体生命意识的探求。第二个层面包括《人间世》与《德充符》,突出现实与理想的隔离,由现实的悲剧意识转化为理想的自由意志。在《人间世》中,作者对世间士大夫的悲惨命运借寓言故事进行深刻揭露,如借“栎社树”之口道出当世有用之材“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的悲哀,以比喻世道的浑噩。缘此艰难生计,庄子提出用“养中”、“心斋”之法予以解脱,以体达如《德充符》同现实形成鲜明对照的自我修养的“大德”境界。这也就是他强调的“索于形骸之外”、“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不因物喜,不以己悲的纯粹人生。第三个层面包括《大宗师》、《应帝王》两篇,是庄子倡导自然论的实践,即从自然观的天人合一、人生观的死生如一到政治论的无为而治。在《大宗师》中,庄子提倡通过“离形”、“去智”达到“坐忘”之境,这是“与大化同流”的“道”的实践,落实于政治与人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应帝王》)的无治主义思想。

相比之下,《庄子》的外篇与杂篇应该多属庄子学派的思想,虽然其中不乏错杂与混乱,但就是思想主流而言,仍可视为一个整体,其中一些篇章,能与内篇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而综观《庄子》一书的主体精神,最值得关注的是“物化”思想。庄子人生哲学的“物化”观,本质是消解主、客对立,达到“心斋”、“坐忘”之境。在《齐物论》中,作者描写的“庄周化蝶”,自称“此之谓物化”;于《在宥》篇中谈去形、去智,所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亦即物化。郭象注《庄子》,就以玄远之“冥”(混冥)解释“物化”,即“神全形具,而体与物冥”(《齐物论》注)、“与物无不冥,与化无不一”、“与物冥者,物萦亦萦,而未始不宁”(《大宗师》注),试图表明的仍是物我贯通、主客合一的意旨。在“庖丁解牛”中,作者通过庖丁之口说明人与物、心与手之间对立消解的意义,在“游于濠梁”中,作者通过“认识判断”的理智活动与“趣味判断”的审美活动的差异,说明庄子濠上美的观照是“孤立的直觉”的“当下呈现”(徐复观语),均于“混冥”之意或“物化”之境有所发明。

如果将庄子的物化之境落实于人生修养,有几个范畴值得注意:一是由去形到达神。庄子学说的一个基点就是不以“形”为是非,而在于去“形”达“神”,全其天德。为了证明这一点,庄子往往选择形“畸”之人如“骈拇”、“痀偻”,选择身“贱”之人如“庖丁”、“轮扁”,来阐明其养神达道的“全德”意义。如《庄子·达生》篇载“痀偻承蜩”、“没人操舟”的故事,“承蜩”者忘其物形而因神遇,“善游”者忘其水形而畅达其神,也是身与物化、心与物融的缘故。二是由遁世到游世。庄子物化观的另一个支点是摆脱“人为物役”的生存困境,所以选择遁世人生;而这种遁世人生在衰世现实中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他又选择了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就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外物》)的主动的“游世”人生。而身体的“游世”,目的是精神的“超世”,期望真正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的境地。三是由有待到无待。庄子清醒地认识到摆脱“人为物役”的生存困境,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他看来,小人殉财货,君子殉仁义,都是“危身弃生以殉物”;而力求超脱之人,往往也受时空的限制,即所谓“有待”。比如蜩与学鸠,乃至鲲鹏,或“决起而飞”,或“驭风而行”,程度不同,均属有待。为了摆脱有待的困境,庄子只能寄托于精神,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的绝对“无待”的自由。在“罔两问景”中,景的回答是区分了景与蛇蜕的不同,蜕皮依形有待,而景因日光显现,因阴夜休息,故无待于形,所谓“天机自张”(成玄英《庄子疏》),正是庄子以无待摒弃有待的想像的空间。四是由无己到与物为春。庄子人生哲学的内在超越,在于消解形态的自我而求取精神的真我,这就是“无己”或“吾丧我”的命题。庄子认为只有“丧我”、“无己”,才能破除“我执”,不为物役,真正融身心于自然,而“与物有宜”,“与物为春”。例如《大宗师》中的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德充符》所说的“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就是这样的追求,内含道家学说中“大仁不仁”的全德与“自适其适”的至乐精神。

从散文艺术看《庄子》,其在诸子散文中有着独异的地位和特异的审美价值。前人论《庄子》文章,或谓其“奇”,如蒲松龄《庄列选略小引》说“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或谓其“虚”,如李涂《文章精义》说“《庄子》文章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或谓其“妙”,如陈绎曾《文章欧冶》说“庄子善议论,见识高妙,机轴圆活,情性滑稽。故肆口安言亦妙,缄口不言亦妙,开口正言亦妙”;或谓其“宕”,如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说“《庄子》文章最灵脱,而最妙于宕”;或谓其“空”,如杜浚《杜氏文谱》说“《庄子》寓言之类,是空境界文字”。由于庄子与孟子基本同时,且两家文字最为雄肆畅达,所以往往为后世并称而加以比较。如论其“同”,则叶梦得说“孟子、庄周,雄辩闳衍,如决江河,如蒸云雾”(王正德《余师录》引);论其“异”,则王叔岷说“孟子气盛,庄周心和;孟子高昂,庄周圆通”(《惠施与庄周》)。而邓绎《藻川堂谭艺》论庄、孟之文则尤为形象而警策:“其为言也,道与气相摩而融,意与文相组而华,故能以久大于天地。虽然,孟子之言明白正大若日月,端重古质若彝鼎,而庄周之言则曼衍支离,时杂以游戏诙诡不羁之辞以自畅其隐趣,此所以同于充实岸异而不同于述圣化世也。”通过庄、孟比较,较能清晰地看出庄子文章的特色。其实,庄子散文最大的特色应该就是“寓言”,所以司马迁述《庄》对其“三言”(寓言、重言、卮言)仅谓之“大抵率寓言”。因其寓言,所以庄子书中多虚构人物,用代言的方法立论;因其寓言,庄子最擅长说理,却能寓真情于诞妄之词;因其寓言,议论风发,而比喻生动,所以错综变化,臻于神奇。至于其书中举事明理,逐层论述,既逻辑严密,又跌宕生姿,也是我们解读《庄子》时深切感受到的。

《庄子》一书,传播久远,注家亦多。举其要者,如晋代郭象注庄(《郭子翼庄》)、唐代成玄英《庄子注疏》、陆德明《庄子音义》、清代王夫之《庄子解》、王先谦《庄子注》,以及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多为当今读庄习庄者引述。由于郭庆藩本最为详明,所以本书选文以此为底本(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引述他本异文,则于注中说明。本书选文,偏重内七篇,其中前三篇全文收录,后四篇去除少量疏散或疑为衍文、注文的文字。外篇与杂篇均为选录,惟杂篇中的《渔父》篇为一完整故事,《天下》篇堪称先秦学术小史,所以也全录其文字。书中文章标题,少量沿承已有选本的标目,大多数均为我们自拟,拟题方法,以主题思想标题法为主,以采用首句标题法为辅,这也是取法前贤的标目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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